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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情况证明了雷英夫的判断极为准确。毛主席高兴地说押不要认为美国如何如何，我们的小参谋就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行动，而且那么准确，这可以说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不被假象所迷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迷信定论。迷信已有的定论，容易限制人们的眼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过去形成的不少定论，有的可能过时了，而有一些定论压根就是不正确的。比如哥白尼发现日心说以前，太阳围着地球转已经是定论，如果人们一直对此迷信不疑，那么就只好永远错下去。实际上，这一定论本身就是被假象所迷惑的结果。

我们过去学习历史，一直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秦军在长平坑俘４０万的说法深信不疑。书中讲到，公元前２６０年，秦赵两国的军队战于长平，赵括兵败，率领军队投降，他手下的士兵４０多万人被秦军全部活埋。北宋时期的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也认为长平之战赵军４０万人被杀害。有两个大家在两本名著里认定，因此，人们有理由坚信，这件事是已成为定论的历史铁案。但实际上，早在南宋，大学问家朱熹就对此事提出了疑问。有一次，朱熹在给学生讲课时说：司马迁认为长平坑杀赵军４０万人，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赵军战败是事实，如果说４０万人被活埋，那需要多么大一片地方呀！另外，哪有４０万人肯乖乖被活埋的道理？因此，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相信的。认真思考一下，朱熹的疑问的确有道理，如果把４０万人埋在一个地方，若干年后，这个地方被挖开，必然是累累白骨，惨不忍睹。可是，自战国以后，无论哪朝哪代的史书中，都没有发掘大量白骨的记载，难道那４０万具遗骸腐烂得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特别是现代，马王堆、兵马俑等都相继被发现和挖掘，假若真有坑埋４０万人的遗址，早已被发现了。可以说，在没有发现物证前，完全有理由怀疑秦军坑埋４０万战俘之说是假的。

邓拓说过，经验证明，有时候对某个问题，如果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符合自己胃口的材料，而对于不符合自己胃口的材料和意见，就看不进去，也听不进去。所以，机关干部对任何问题的看法，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雷英夫在一篇文章中（事见军事谊文出版社《司令部建设———参谋工作》），曾讲述了朱德总司令看问题有独到见解的生动事例，抄录如下：

１９４３年，我有一次在总司令家里修改报告提纲，吃惊地发现他对《三国演义》熟极了，对诸葛亮、刘备、曹操、司马懿、孙权、周瑜、陆逊等都有深刻的分析。他说诸葛亮被人神化了。诸葛亮虽然很有本事，有许多高明的见解，干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蜀国有很大贡献，对后人有很多启发和教育，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以至于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他，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当作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神人，但诸葛亮的错误缺点也很多，有些还很严重。以指挥作战来说，“六出祁山”就很笨，按照当时情况，魏延建议诸葛亮率主力出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长安，两路人马夹击曹兵，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司马懿也是这种主张，说：“若是吾用兵，从子午谷迳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不敢用此计，坚持只出祁山的错误主张，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六出祁山，完全是顶牛阵，老一套。结果一事无成，打不开局面。论工作方法，诸葛亮有着严重的事务主义，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结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办好。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这一个弱点，定下了和他打持久战（蘑菇战）的方针，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硬把诸葛亮累死拖死了。论用人，诸葛亮有宗派主义倾向，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点比曹操、孙权差多了。关云长、魏延、马谡都未用好，不该用的用了，不该杀的杀了，弄得后继无人……这些精辟的见解，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读过《三国演义》，但都是随着书跑，把诸葛亮当作神明，人云亦云，没有新鲜独到的见解。总司令的指点，使我如梦初醒，顿开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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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一双慧眼（5）

对细微现象不忽略不计

陈毅元帅曾经告诫机关参谋人员：有些虽然是小问题，却埋藏着大的危机，所以机关工作者对小问题的观察，应如猎犬般敏锐，不能放松一点一滴小问题，粗枝大叶是不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