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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庶母後来对我不好了。她依照义父生前的意思，催我父亲给我定亲，聘金她拿出。她又买下戴家一座楼房连同竹园桑地，约值五百银圆，等我成亲了交与玉凤，我前後所受於俞家的亦要算是千金之赠了。但她这麽做是多麽的面酸心硬，我因末後一两年里问她要学费已忍着羞耻，那房地契我辞得一辞，她也生了大气，当着玉凤说你们也不必再来了。今世里她与我的情意应当是用红绫袱衬着，托在大红金漆盘子里的，可是如何堂前竟没有个安放处，她这才觉得自己的身世真是委屈，比以前她所想的更委屈百倍。

她益发变得好胜逞强，待人辣手辣脚。她嫌老屋不够畅阳，别出心裁，在西侧建了新屋。又每年去杭州，在塘栖娘家置了产业。她生有一子在外头。她辛苦找到了娘家，但是随即不乐了。她的老爹娘竟还在，惟兄弟中有的已故，但是家道消乏了，反要女儿帮助。娘家人来俞傅村走动，愈承迎她的笑脸，她愈生气。庶母後来是对亲生的儿女亦不喜，甚至虐待，因为这也不如她的所想，她的一生就有这样怨。

展开牡丹

我十三岁那年，芝山小学举行会试，十里内的小学与村塾皆各选拔四五人去应试。我坐轿去，四哥哥与阿钰哥哥抬轿，他们都是望兄弟成名。芝山小学是新制高小，我到得那里，只见样样开通，人人明达，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花洋纱短衫，茄色纺绸裤，还佩着俞家庶母绣的红桃绿叶缎子笔袋，真觉得不好意思。试毕回来，胡村学堂里的先生问我们考得怎样，三个同学皆答得头头是道，惟我无望。焉知放榜倒是我考得好，赏了一部《史记》菁华录，还有四角银毫，他们却只得一支铅笔或一锭墨。

其後我读高小及中学，亦仍是这样的谦逊。我考进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二年级，同学都是城里人，都来欺侮我，我起初因情况不明，不敢争斗，但後来他们不欺侮我了，倒又用不着争斗。第五师范及第五中学多有诸暨新昌嵊县义乌永康来的学生，个个身长力大，城里人同学开口轻薄，他们就动手打人，人亦不敢欺侮他们。但是我不打架，人亦不欺侮我。可比我初到上海，码头上的挑夫与黄包车夫都敲我竹杠，竟是要反抗亦无从反抗起，其後住在上海，闲时走街竟从不遇见流氓，可见只要自身不太触目，就海晏河清，许多事原不必靠斗胜或屈伏来解决。

高小毕业我进绍兴第五中学，只读得一学期，学生闹风潮，第二学期久久开不得课，我就回胡村了。我连不知这风潮是所闹何事，只觉人世太大，不可唐突乾与或仅仅动问。此後表哥吴雪帆带我到杭州考进蕙兰。蕙兰是教会中学，青年会在礼拜堂欢迎新同学，弹琴唱赞美诗，且分糖果，那样的“兄弟爱”於我完全不惯。

我在蕙兰读到四年级，已在举行毕业考试了，却因一桩事被开除。我是校刊的英文总编辑，校闻栏有一则投稿，记某同学因账目问题被罢免了青年会乾事职。校刊顾问是教务主任方同源，他说有关教会的名誉，不可登。经我说明，他就不再言语，我当他已经默认了，焉知登出後他叫了我去骂，当下我不服，他遂向校长以辞职要挟，开除了我。我倒亦不惊悔，惟一时不敢回里，後来是父亲写信来叫我，我才回里的。

苏轼十二岁时，有代欧阳修谢赐玉带名马表：“岂伊坠之，而带有余，非敢後也，而马不进。”真是谦逊。我连理真气壮的不屈，亦对同学对父母没有慷慨之言。

但那几年的学校教育对我也是好的。彼时学校功课不像现在的忙，考试亦不在其意，很少团体活动，很少竞争比赛，读书只是读书，没有想到要拿它派什麽用场，亦不打算将来的职业，且连对世事的意见有。我所以亦不信基督教。蕙兰做礼拜，我总是可躲则躲，因为不喜欢基督教的无故郑重其事。

但比学校教育更好的仍是绍兴杭州的风景，使我的人亦在风景里。民歌里有“送郎送到房门边，抬头只见太平钱”，如此一路唱到“送郎送到九曲湾，九曲呀弯弯看牡丹”，当年父亲带我到绍兴杭州，於我的一生里就好比屏开牡丹。

我出外读书，虽是父亲与俞家义父早有此意，但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我十三岁那年夏天，在傅家山下小舅舅家作客，与雪帆表哥为伴，我父亲忽来叫我同去章家埠，有十五里路，我就替父亲背钱搭，沿剡溪沙堤走到那里，他事先没有和我说要到绍兴杭州去，却就趁了夜航船。後来这条路我自己来去走过多少遍，不是一句离情别绪的话可以说得尽。

章家埠是上虞地界，剡溪到此，再下去就成了曹娥江。到绍兴去，从三界亦可趁船，但水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