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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棉花王国，盛行作物租种，佃农通常只需贡献出自己和家人的劳动力，得到的回报是他所种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谷物。贫穷的佃农向地主借钱购买食物和衣物，否则的话就求助于其利息可能高到50％的信用商人。这些贷款经常相当于常年的施舍，使倒霉的债务人沦为实际上的做工还债者，在那块像自己一样被残酷剥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很多地主发现白人更不听话，于是便开始优先选择黑人，他们对计算更糊涂，对东家更顺从。白人佃农因此被迫沦为农场劳工，或者随季节的变迁而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漂泊。三分之一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再也呆不了一年。耕作和保养的方法因此助长了丢三拉四的浪费，很少人想到保存土壤，修补屋顶或栅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社区的社会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扎下根来。“那有啥用？除了生计，我啥也得不到。”这句话成了对所有批评的常备回答。

◇欢◇迎访◇问◇。◇

第37节：变革中的城乡（5）

租佃在南方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20世纪初，这一制度传播到了种植玉米的地带，到1940年，伊利诺斯、爱荷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等州的佃农比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佛罗里达还要多。但在中西部，这一安排并没有导致普遍的不幸。事实上，有些农场经营者选择把自己的资本投在设备、而不是土地上，而另一些人则从受雇的劳工起步，稳步上升，成为佃户，再由此成为地主。然而，大萧条的冲击却驱使全国各地大批小地主沦落到被迫租佃的不稳定状态，1930～1935年间，有75万个农户由于丧失赎回权和破产拍卖而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在1932年和1933年初，从南北达科他，到俄克拉荷马，绝望的农民聚集起来，要用义务警员的办法来保全他们的财产，当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为一头母牛或一台收割机而进行名义上的竞价的时候，就去恐吓他们。在达科他州的勒马斯市，农民们把不妥协的县法官从他的法官席上拖了下来，然后用一根绳子把他吊了起来，直到他昏了过去。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爱达荷等州的州长发布公告，反对强行拍卖，几个州的立法机关手忙脚乱地通过了抵押贷款延期偿还的法律，这些法律抢先于1934年6月通过的弗雷泽－莱姆基法案（最高法院后来废除了这部法律，不过以意图相同、但更温和的法律取而代之），该法案把抵押品的赎回权延长了5年，条件是，涉案农民在此期间应支付联邦地方法官所定的租金。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但耕地的剥夺依然是租佃制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1937年初，总统任命的“租佃委员会”报告，过去十年来，佃户以每年新增40；000个的速度在增长，以至五分之二的农民都成了佃户，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属于这一阶层。紧跟着这次全面调查之后，罗斯福于1937年2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请求制定一项计划，以改进佃农、谷租佃农和农场劳工的命运。

在这种紧迫性的背后，也有着被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所刺激起来的公众兴趣，这些作品包括：欧斯金？考德威尔的长篇小说《烟草路》（Tobacco　Road，1932，它后来被改编成了戏剧，创下了这十年的票房纪录），同一作者的《向冉冉升起的太阳下跪》（Kneel　to　the　Rising　Sun，1935），以及这位乔治亚州人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照片文献。还有一些人得知谷租佃农的故事则是通过威廉？福克纳的那些尖锐的长篇小说、像《棉花中的小屋》（Cabin　in　the　Cotton，1932）这样的电影，或者霍华德？W。　奥德姆、阿瑟？雷珀、鲁珀特？B。　万斯及教堂山其他同行们在乡村社会学方面所作的扎实研究。

在背后，还有南部佃农联盟的抗议和鼓动，这个组织是1934年7月一小撮白人和黑人佃农在阿肯色州组织起来的。其种族平等的含意，和它的激进主义气味一样，把普通的棉农吓得够呛。但是，尽管有鞭挞和夜袭——这些让人不由得想起三K党，南部佃农联盟到1937年还是发展了大约35；000名成员，主要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并在这个节骨眼上跟CIO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在华盛顿维持了一个活跃的游说团，并帮助促成了第一部旨在救济地位最卑微、处境最艰难的农场工人的立法。

1937年7月22日通过的“班克黑德－琼斯法案”设立了农业保障局（FSA），最初一笔拨款为1；00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