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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小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大约在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蒋介石集团的末日快要来临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逃跑。但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我这种推理是不是实事求是呢?我认为是的。
总之,我认为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解放后,我们有过一段极“左”的历史,对胡适的批判不见得都正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拨乱反正,知人论世,真正的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似是而非的伪辩证法少了。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转变。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为胡适说了上面这一些话,供同志们探讨时参考。
198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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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冯至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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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真像是晴空一声霹雳:冯至先生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要说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也不是的。他毕竟已是达到了米寿高龄的人了。但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诉我说,他不大喜欢有一些人去拜访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见于辞色。可是我还有别的事,下了狠心辞别。我同他约好,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接他到燕园里住上几天,会一会老朋友,在园子里漫游一番,赏一赏他似曾相识的花草树木。我哪里会想到,这是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的最后一次谈话。如果我当时意识到的话,就是天大的事,我也会推掉的,陪他谈上几个小时。可是我离开了他。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将抱恨终天了!
我认识冯至先生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经成了历史。他长我六岁,我们不可能是同学,因此在国内没有见过面。当我到德国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因此在国外也没有能见面。但是,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抒情诗,对那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我无限向往,无比喜爱。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我始终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因此,对抒情诗人的冯至先生,我真是心仪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们才见了面。这时,我从德国回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冯先生在西语系,两系的办公室挨着,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在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楼,而是中德学会所在地,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这里房屋建筑,古色古香。虽无曲径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门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几许”,把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寺,一走进来,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冯至先生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在这里开过许多次会。我在这里遇到了许多人,比如毕华德、张星烺、袁同礼、向达等等,现在都已作古。但是,对这一段时间的回忆,却永远不会消逝。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冯先生,在沙滩孑民堂里庆祝校庆,城外炮声隆隆,大家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助庆的鞭炮。可见大家并没有身处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校长胡适乘飞机仓皇逃走,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