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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驾驶舱，机长和两位大副正通过无线电对地面航空控制中心讲话，那是证明巴格达存在的唯一信号。透过挡风玻璃望去，前方一无所有，伊拉克实行了彻底的灯火管制。“我们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了。”机长说。我审视着面前的屏幕，高度计随我们下降而降低，长时间的平行飞行让人产生错觉，在空中的大多数时间你都处在云层之上，在喷气机气流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几乎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我们下降得更低了，飞机急剧穿越夜空，通常机场呈现出一片橙色和银色交汇的光芒，要在其中辨别出跑道的灯光是困难的，跑道、舷梯、飞机和控制塔因为荧光照明而灯火辉煌，可是，我们是第一次飞过一片如此黑暗的土地，如同在大海上空飞行。驾驶员正接受着巴格达的航空控制中心引导，他打开了飞机襟翼，放下起落架，只有600英尺了，现在是500英尺。地面控制者空洞的声音开始数我们的高度。突然，两排降落灯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亮了起来，飞机触到地面，沿着柏油碎石跑道疾驶，又出现了几盏灯引导我们，可以朦朦胧胧地辨认出站在台阶两旁的挎着机关枪的男人们。

脚步声朝我们移来了，我领路下到伊拉克的停机坪。两队士兵呈扇形散开将我们围住，几名身穿驼毛呢大衣的高级政府官员迎接了我们，并指出亲属应留在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大，却完全被废弃了：我们的飞机是那里仅有的一架。我回头看着这样一幅不甚协调的画面：在空旷的机场里，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的维珍空姐们，在伊拉克士兵面前走过，她们的高跟鞋在一片沉寂中啪嗒啪嗒地响着，我们都在微笑，起先士兵们还有点羞怯，但不久也向我们咧嘴笑了。

我们被带到一间空空的候机室里，分发了一些带来的礼物：送给官员的是盒装巧克力，送给士兵的是维珍儿童飞机背包，他们可以送给自己的家人。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响动，泰德？希思带领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孩子，穿过玻璃门走来了，日光灯下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一见到我们，他们爆发出一阵欢呼，跑过来拥抱我们。泰德一直在微笑，大笑，和每一个人紧紧握手。我马上意识到不会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去，人人都在大声欢笑，相互拥抱，泪水在脸上流淌。外边，士兵们正在卸载我们带来的医药物资。我们打开香槟酒，互相敬酒，也给那些要留下来的人们敬酒；我找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拥抱；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女人朝我走来，她将不得不留下自己的丈夫，哭成了泪人儿；另一个男人只好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和她道别，我只能抱抱他，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两人的眼里都噙着眼泪。我也是父亲哪！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去，穿过冰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并且送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儿童背包，我们彼此祝福。离开时，这些面色虚弱、担惊受怕的士兵们身穿不合脚的靴子和不合身的橄榄绿裤子，还将时刻紧握枪杆，保卫这个很可能第一个被炸成碎片的目标机场，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内心不安。

为了保暖和互相扶持，大多数人质手挽手走过了跑道，他们看上去像鬼魂一般，孤零零的747更衬出他们的矮小，所有的灯又被熄灭了，只剩下一盏聚光灯照亮台阶，我登上舷梯，转身挥手告别。“你们老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来，是弗兰克，他留在飞机上，想给姐姐和姐夫一个惊喜，相见时他们不禁相对大哭，彼此拥抱。我最后一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时，他们正集合起来，打开我们送的红色维珍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遇见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不久就会到来，在头顶呼啸咆哮，点燃导弹。威尔一直在检查人质们随身带来的包裹，在最后一刻他发现了一个放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门即将关上的一瞬，他跑上前把包扔到外边水泥地上。士兵们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包躺在那儿，而门关上了，飞机的滑轮在向后翻转。

机舱内一片欢腾，亲人们挤拢在过道里，互相拥抱。我们为起飞系好了安全带，一旦飞机平行飞行，聚会就开始了。我们已经远离巴格达，站成一圈，手持香槟酒杯，交换着故事。这时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经飞离了伊拉克领空，一阵鼓掌欢呼。我抢过麦克风，拖住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刚刚得到消息，对于泰德的安全返回，撒切尔夫人绝对是欣喜的。”她的老对头正在回家的路上呀！

机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为重获自由而喜悦，又为留下的亲人而担忧，两个月后，托尼死于肺癌，而巴格达机场则被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集中轰炸化为瓦砾，我希望那些身穿粗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