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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

*在为国企体制辩护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大肆抨击中国的民营企业，打压本来就生存困难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一点，倒与左愤和左派们鼓吹回到计划经济的全盘公有制、消灭资本家高度一致，这也难怪左愤和左派们都想拉*入伙。

*在反对“国退民进”上是明确无误的。

然而，即使是*也认为，只有在物质资料或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才能消灭所谓剥削、阶级等不平等现象，而财富的增长依靠的是经济增长。正如诺斯所言：“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西方世界的兴起》第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经济增长则依赖于有效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的经济组织则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追求自利而进行创新的人们，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社会收益率接近私人收益率，这样才能激励人们从事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活动。从经济学上来看，诸如交易成本理论、专有资产理论、剩余与准剩余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此不做赘述，但无论什么经济学理论，最终的结论都是殊归同途：只有当产权制度建立并实施之后，产权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足以激励其活动之时，人们才会有动力去从事那些有益于促进社会福利的活动。

从历史来看，无数史实都证明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性。比如17世纪的荷兰，不过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然而，由于荷兰在1500年就废除了封建庄园制度，劳动力得到极大解放，可以自由支配与流动，土地又实现了私有化，中小农场主不再受到公田制的限制，可以迅速对市场信号做出有效反应。同时，荷兰当时的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提倡国际自由贸易，抑制封建行会的排外与垄断行为，鼓励外国工商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等。当然，最关键的仍然是产权制度的建立。正是由于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即产权安排，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技术进步，但专业化分工与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仍然使得荷兰成为当时的超一流强国，荷兰在整个17世纪都一直保持着对国际商业与运输的垄断地位。同样，如果英国没有在16世纪建立推广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改革，产业革命的发生不可想象，“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并称霸全球数百年。

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企业、外资企业等企业组织形式由于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具备产权优势，从而可以轻易地击败同行业的国有企业。

可是，*如此强烈地反对“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结果不外乎有两种情况：其一，国企改制停滞不前，亏损日益加大；其二，国企垄断现象日趋严重，市场化改革倒退，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社会福利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倒退。

尽管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化等令人诟病的种种现象，但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因为市场化的结果，恰恰是国企长期存在的弊病暴露出来的结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郎咸平：蛊惑人心的经济学法西斯（4）

当企业所有者聘请代理人即企业管理者来帮助他们行使企业控制权时，往往存在着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类问题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正是委托代理问题。从法律上讲，国企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由一个个独立的国民到国企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多级代理链，这条多级代理链则会引起所有者的“廉价投票权”问题。所谓的“廉价投票权”是指对投票后果不承担责任的投票权，即不能体现最终所有者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的目的。这使得国企在经营管理中弊病丛生，效率低下，更近似于低效的官僚机构而非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比如，国企管理者由于只有在实际控制企业之后才能谋私利，于是企业控制权争夺的勾心斗角就成为常态。同时，国企所有者权利由政府官员代理，而他们没有替企业选拔高能力管理者的动机，最终，争夺企业控制权管理者与拥有代理权利的政府官员为实现各自的收益最大化而形成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各种*现象。

因此，如果不对国企产权进行制度变革，仅仅依靠*所谓的“信托责任”这样的道德约束，我们所能见到的不过是——国资流失变得更加严重，官员变得更加*，社会变得更加糜烂而已，直到国企垄断拖垮中国经济之时。这就是*的主张带给我们的最终后果。

政府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