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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石虞讨厌军队生活，1935年，他自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修火炸药学。利用他当年结识的德国顾问的关系，曾石虞进入普门德教授的实验室，打下坚实的实验基础后，他又到莱比锡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学习，顺利拿下博士学位。

抗战爆发后，曾石虞报国心切，他视德国的高薪职业为粪土，急匆匆踏上归途。然而等待他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大学教授们随难民潮西撤的悲惨情景，曾石虞跟着兵工署一路撤退，一直退到陪都重庆。已过而立之年的曾石虞，在岁月的磨砺下少了几分青年时代的清高自傲，静下心来教书了。他先在张述祖任教的兵工专门学校教授化学，又兼任重庆大学物理化学系教授。当时的中央陆军大学慕名聘请他出任少将教官，专教化学战史，深知国民党军队内幕的曾石虞对此职不屑一顾，便以工薪少为由婉言谢绝。1946年，他回到上海，执教于暨南大学，并兼任已迁回上海的兵工专门学校的化学系主任，不久又出任同济大学化学系主任。

上海解放前夕，曾石虞不受国民党的高薪引诱，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然而他又是个性特强的人，他曾和张述祖等人一起联名上书陈毅市长，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成立时，他只是去南京看了看，仍返回上海教他的化学。曾石虞是化学界的资深老教授，他喜欢自由自在地做学问，尤其对重视德语教学的同济大学情有独钟，自然，老夫子也不太想和军方沾边。

可是出乎曾石虞的意料，一位仪表堂堂，谈吐儒雅的军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跟在后面的是他熟悉的河南籍学生赵子立。

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6）

“半百之人，要迢迢千里去北满，实出我的意料，”曾石虞朝黄景文点点头，眼睛微闭，清瘦的两颊没有一丝笑容，声音也平淡舒缓。“既然高教部已下了调令，那只有从命喽！”

摸透老知识分子秉性的黄景文不急不躁，态度谦和，他详细介绍军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和对老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和蔼地询问曾教授有什么困难，夫人徐曼英要不要一起搬迁。

曾石虞终于展颜一笑，他淡淡地说：“没有什么困难，我的太太不会随我北上的，她是数学教授，离不开南京大学。”

后来，黄景文和赵子立又去看望曾石虞，老夫子与黄景文渐渐熟悉起来，话也多了，他挺关心黄景文延聘教授的事，还会主动出点主意。

现在，黄景文和赵子立的主要目标是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西郊徐家汇的交通大学，当年称南洋大学堂，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南北呼应，均由李鸿章所创办。交大面积不大，然而绿草茵茵，疏林摇曳，红砖洋楼，一派江南的花园别墅风格。交大在中国理工科大学中举足轻重，因数十年间培养众多的科技精英和治国安邦之才，在中外教育界久负盛名。

黄景文步履沉稳地走进朱红色的交大校门，他首先要想聘请的人是交大教务长曹鹤荪教授，关于曹教授的个人情况他早已熟记于心。

曹鹤荪是江苏省江阴县人，生于1912年9月。早年在南洋大学附中直升大学时，由于成绩优秀，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1934年毕业后，他考取留欧公费生。当时，意大利政府援建南昌中意飞机制造，曹鹤荪作为该厂未来的工程师，被派往意大利都灵大学学习空气动力学，获得硕士学位，接着，又被选派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学习刚刚开始，卢沟桥事变爆发，26岁的曹鹤荪满腔热血，抱着抗日救亡的决心，日夜兼程地赶回祖国，直奔南昌，被任命为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教授。

不久南京沦陷，学校迁往成都，曹鹤荪在成都继续执教。兵荒马乱的年月，学校经费难以为继，办办停停，教员吃饭都成了问题。恰好交通大学邀请曹鹤荪参与筹办交大重庆分校，所谓分校，实际上，包括曹鹤荪才两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他在两幢简陋的木板房里办学，几经波折，总算开了学，曹鹤荪任航空工程系代理主任。1944年，他赴美考察学习一年。1945年8月22日，他回到重庆。

抗战胜利了，交大也迁返上海原校址。曹鹤荪升任教务处长，他以办事果断，敢于负责，深受交大师生的好评。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上海的大学都处于半关门的困境之中。曹鹤荪联合复旦大学的陈望道先生、暨南大学的刘大杰先生等学界领袖前往南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