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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三）　“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者的《竞选宣言》里的一个观点，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同立场的：“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

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中国一个世纪的民主运动的道路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样的“误解”不无关系的。论者在一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半神的性质”，“政权成了人民意志和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政权成了人民，人民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还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

同时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如果争取民主，不以争取“人民主权”即人民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为目标，而以夺取与维护权力为全部追求，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无法避免自身的异化。

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1980年，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以防止历史的重演，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竞选人及其支持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向中国的“立志改革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一场深刻的改革要得以进行，必须据有权力；但如果它要获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却又必须获得独立的活动，使其在失去权力的时候仍旧能发展，至少也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积累力量再行创造权力。特别是在一个旧传统过分悠长、保守力量过分顽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不具有无须权力庇护而仍然能生存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立志改革者当然要尽力维护那个将大规模改革付诸现实的权力，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应该在加强权力的有效职能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必须说：改革的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和发展。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9）

人民权利

因此，这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必然是以“人民权利”为目标与旗帜的。

这当然是一个全面的权利：人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这些我们在下文会有更详尽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北大校园的竞选人，由于他们都来自中国社会底层，因此，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护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也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一位竞选者就提醒北京大学的学子，在思考中国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正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对能独立行使生产队（或生产作业组）的耕作、经营权而感到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这种现状能得到稳定的发展。他们的目标看来是十分浅近的，但与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遗憾的是居然有人看不到这些或者看到了而瞧不起这些。”这显然是一个警示：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给他们以权利，甚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

另一位竞选人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很多人忘记了还有工人，农民，部队。”他指出：“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