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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尚的方式，对方已经举起武器，而你还空着手，吃亏的肯定是自己。所以，她对我说谎，

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她说实话，我才坦诚相待。她看出了我的改变，就两手都用上了。　有

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从剧场出来之后，她说，“演出有什么意思啊，还不时拿买票

的钱吃顿好的呢！”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

关系，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她陪着高官出去了，

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我也对她下了结论，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

高官走后，她来找我，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接下来两个月，她继续缠着我，但是我在心

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最终，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学到

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　下面开始讲和妻子的相识。

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朝鲜战争中，

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

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　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

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

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

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

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

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

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逃

亡）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

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

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

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

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苏联当

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

婚回国？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

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

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

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

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1。。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

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

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

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

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

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

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　我知道

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我通常早上很早

就去图书馆，直到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