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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使各种新趋势色彩纷呈，但它们所迎合的这种富裕的消费社会却只能在美国找到。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67年。那时美国根据它制订的“领袖”计划，邀请正在崛起的世界政界和商界年轻领导人赴美访问。在访美的6个星期里，我遍游美国。此行带给我的激动之情从未真正平息过。我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友好的、开放的、慷慨大方的人们的欢迎和招待。他们带我走进他们的家庭和生活，并十分自豪地带我游览他们的城市和乡村。访问的高潮是我在参观位于休斯敦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中心的时候。我看了宇航员的培训计划，两年后，他们将把人送上月球。英国的人才政策中行政管理过多，税收过高，致使人才外流，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我在航空航天局见到了来自我的芬奇利选区的科学家，他们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而是为一个英国科学家做出这么重要的贡献而感到高兴。但是，如果我们不从企业经济中吸取教训，英国就无法希望即使在更为简单的技术领域里与别国竞争。

两年后，我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我的选民，格拉德·布鲁克讲师在苏联因所谓的从事“颠覆性犯罪活动”（即走私反苏材料）被拘捕一事，已使我对苏联一贯的不尊重人权的做法极其反感。我多次要求政府和下院解决此案，但均未奏效。当时苏联人已把布鲁克先生当作他们玩的把戏中的一个小卒，他们想用布鲁克来使他们的间谍克鲁格夫妇获释。（最终1969年进行了此项交易。）我在帮助格拉德·布鲁克获释中得到的一个好处是：我与英苏关系议员小组有了接触。使我吃惊的是随着我们交往的增多，我发现这些议员与我有着同样的反共意识，但与我不同的是，他们是这个领域的真正专家。特别是西里尔·奥斯本首先在评价苏联策略并提出对策方面给我以教益。是他在我赴苏联之前，向我建议，首先我不应该让苏联人负担我的机票费，第二我应坚持要求访问几个教堂，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还告诉我赢得他们尊重的唯一办法是明白无误地向他们表明你不是软弱可欺的。这一切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是与和蔼可亲的保罗·查农及其妻子前往莫斯科的。我们的日程很满，不仅游览了莫斯科，还去了列宁格勒（以前的名字，现在又恢复原名圣彼得堡）及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尽管各个城市的名字不同，但我们所听到的宣传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毫无感情的、源源不断的数字，证明苏联的工业和社会比西方优越。至少对访问者来说，这种做法毫无想象力，缺乏幽默感，只能白白招来讽刺。我参观的一家美术馆外面有一座塑像，一个铁匠用铁锤铸打一把剑。我的陪同很自豪地感慨道：“这代表共产主义。”“其实，不是。”我反唇相讥：“这来自《旧约全书》——他们将把利剑锤炼成犁头，把长矛锤炼成锄头。”对此这位体格健壮的审美家毫无反驳之力。天啊：我记得在卫理公会主日学校里学过这段圣经。

还有一次，有人随便问我既然和平与和睦相处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标，那么是否可以解散象征“冷战”的北约。“当然不行”，我说：“北约保持了和平，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其强大地位。”我在访问斯大林格勒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当地的政治领导人报怨说自从上一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考文垂断绝了与他们的关系，我不会为这件事道歉。实际上，随着国际制裁的解除，很难有这样的组织使苏联政府害怕了。

然而在官方宣传、灰色的大街、空荡荡的店铺以及严重失修的工人住宅背后是苦难的俄罗斯人民。当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老人向我讲述战争年代他们所经历的巨大痛苦时，他们的眼里充满泪水。毫无疑问，这些泪水都是真实的。我与之交谈的俄罗斯大学的年轻人，谈话时特别谨慎，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克勃格的监视之下，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为能了解到西方的一些情况而感到十分兴奋。另外，政府人员也还是人，我在访问莫斯科客运系统经理时，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一个新的开发项目的决策是如何经过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作出的，——我把这种程序称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