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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时，我的讲话在全国的反应也大不相同。无疑批评者的夸大言词使这种反应更加尖锐，他们认为他们最终已把我打倒在地。在我接受采访前，民意测验表明我们与工党并驾齐驱。而此后我们领先工党11个百分点。在这次采访中，通过即席回答，在无意中收到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不管威利在内心有何感觉，不管其他同事感觉如何，在我们极为困难的时刻这一效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值得欢迎的激励。影子内阁内部对有关政策建议的讨论也尖锐起来。几周以后，我们取得了全面的一致认识，除了坚持遣返移民的顽固分子外，大家都感到满意，这一认识将伴随我们进入大选。

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表明，在关键问题上我必须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一定事先期望说服我的同事们；我可以期望国内会有人追随我，也许是多数人。

第五节　没有选举的1978年

1978年不仅有移民问题，它还是对反对党来说在政治上充满各种困难的一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由于采取了一些财政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78年1月通货膨胀率首次自1974年以来降到10％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失业率也从1977年8月的顶峰逐步回落，尽管在1978年夏天有急剧的增长，那年12月失业人数为130万，比前一年少12万。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迫使有关方面把所得税基本税率降低了一便士：但这本身也许可以减少蒙在经济上的阴影，而这一阴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党不得人心，对我们有利。

我们猜想，吉姆·卡拉汉希望沿着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选，以“安全第一”为竞选纲领。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是自由党认识到，自由党—工党联盟在政治上对自由党是灾难。但要结束与工党的联盟，在大选时就得至少面临由于支持工党执政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不愿面对这种后果，因此与工党分手的想法也就减弱了。至于民意测验，夏季时工党几乎与我们平手）尽管8—9月间我们超出了工党，9—10月间（在困难重重的保守党年会后）他们又领先我们5个百分点，自由党得分不足两位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责成人们起草竞选宣言，在影子内阁发言人拟定的初稿基础上由克里斯·帕顿和研究部撰稿。7月我阅读了该稿，印象不深。为了吸引各利益集团，该稿罗列了代价高昂的许诺，反而使本应醒目而简明的主题模糊不清。我说下一稿必须强调几个中心题目，如减税、加强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保卫。首先满足这些承诺，如有余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钱的承诺。实际上，有人提醒我说，在我们在野的3年期间，我们在分析情况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是多么少。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我们继续如此考虑问题，我们怎么使国家变样呢？

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宣传工作发生了变化。戈登·里斯回来担任党的中央宣传部长。通过戈登使蒂姆·贝尔和萨契—萨契广告公司承担起党的宣传责任；这在我们的政治运作中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不言而喻，我知道为了传达我们的信息我们需要得到有关方面的最好人才。由宣传部门设计宣传内容，这不存在问题。但政治家需要拒绝引诱，不要在自己没有经验的领域里认为自己是专家。我经常拒绝就宣传品味或感觉效果提出建议，我把这些创造性的工作留给专门人员去做。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萨契公司的执事蒂姆·贝尔很好合作，他主管有关帐目。如同戈登一样，他既有政治感，又有幽默感。我与蒂姆首次见面时，我提出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我说：“政治家通常有很多脚趾，你必须诚惶诚恐，小心翼翼，不要踩这些脚趾。然而，我没有脚趾，你要告诉我真话。”当然。在实践中我并不是那么自我克制。

萨契公司对党的精疲力竭的广播模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可避免有人指责它行为不庄，过于简单化。但对党的政治广播的判断不应以党的忠诚分子的评论为依据，而是要看普通的政治感不强的观众是否选择这个节目，还是拨到其他频道，要看是否赢得了观众的同情。就此而言，我们的宣传方法的变革取得了很大的改进。

1978年夏天我们发起了张贴“工党不行了”宣传画的运动，这个运动意义重大，比为1979年大选做的工作还要重要。蒂姆、戈登和罗尼·米勒于19——78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到斯克特尼来就这个主题开展运动征得我的同意。这又是一次新的尝试。失业人数尽管已经接近150万，但这通常是“工党的题目”。我们的宣传画图文并茂，用文字和一幅排长队等待救济的图画来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