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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长安东面三门中的一门，后来则作为京师的别号，因而《春明外史》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故事。当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所谓“首善之区”，但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官僚政客们声色犬马，酒肉征食，政治上腐败贪污，卖官鬻爵。在畸形的“歌舞升平”的另一面，则是穷苦百姓痛苦呻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看到这一切，自然要笔之于书。但是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看到哪家报纸登载了揭露他们的消息，就会下令封报，记者本人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父亲有感于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说的形式来揭露、控诉，大举挞伐，这种新闻外的“新闻”，正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为是读者身边的事，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官僚军阀却又奈何不得，这就是《春明外史》的由来。

《春明外史》由新闻记者杨杏园和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线，引出当时官场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新闻内幕，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父亲自己是新闻记者，他了解这些内幕，所以就把主人公也作为记者，这样，说些主角的故事，又由主角牵引到社会上，顺理成章，毫不牵强。这种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方法，父亲曾向读者交过底：“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①这的确是匠心独运的创作方法。《春明外史》百万言，人物多至五百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可说是包罗万象：议会、豪门、剧场、公园、庙宇、名胜、公寓、旅馆、会馆、妓院、学校、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贫民窟、俱乐部、游艺场、高级饭店等等；人物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总统、总理、总长、军阀、政客、遗老、遗少、文人、记者、商贾、演员、学生、妓女、议员、丘八、僧侣、作家、诗人以及拉车的、要饭的、练武的、流氓、骗子……这些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口吻，惟妙惟肖，传神阿堵。由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竟然出现了一批“索隐派”，好事者不惜费心费力地搞索隐，对号入座，说书中的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极峰（曹锟）、鲁大昌（张宗昌）、秦彦礼（李彦青）、闵克玉（王克敏）、韩幼楼（张学良）、周西坡（樊樊山）、何达（胡适）、时文彦（徐志摩）、小翠芬（小翠花）、幺凤（小阿凤）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父亲自己在《　写作生涯回忆》说得清楚：

《春明外史》的“外史”（2）

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　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绝不是原班人马。

我想父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索隐派诸公”终究是白费心力。说至此，还有一些读者，硬说书中的主人公杨杏园是父亲的夫子自道，而且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这种猜测很快就在社会传开。当然读者这样的猜测，也并非毫无根据，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杨杏园的一些生活习性和他相同。比如父亲喜欢喝浓茶、听京戏，杨杏园也喜欢喝茶、听京戏；父亲爱花，喜欢写诗填词，杨杏园也爱花，喜欢写诗填词；父亲不打牌，不喝酒，杨杏园也不打牌，不喝酒；父亲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杨杏园也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总之相同之处甚多。其实这也不足为怪，一个作者，把自己喜爱的兴趣和性格特点，安排到他喜欢的书中人物身上，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绝不能把生活中的作者和书中的人物混为一谈。有些读者为了好奇，纷纷写信到报社，询问真假，父亲迫不得已，遂于1925年12月3日在《世界晚报》发表《杨杏园无其人》，向读者作了交待。尽管杨杏园并不是父亲的自传，但他十分喜欢这个自己呕心沥血塑造的人物，所以给他起名“杏园”，原来父亲学名叫张心远，“杏园”与“心远”不是谐音吗？

父亲的词章造诣是极其深厚的，他虽以小说享名于世，但他常对我们说，他的职业是记者，他的爱好是写小说，他钻研的是词章，他要做的学问是历史，这个自白，使我极其讶异，但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确实如此，从我略谙世事开始，我看父亲除了伏案写作，总是手不释卷，但我很少见他看小说，他读的大都是历史和诗词，所以他的诗、词、曲、赋以及四六文，都无一不精，无一不好，不论是口占、联句、打诗钟，他都可以不假思索，张口即来，这种倚马才高的本事，堪称一绝。这种才华，在《春明外史》中也显露无遗。书中有二十多副对联，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