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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和盘托出。还有一位军官，愿意和父亲共坐一架战斗机去天水看看，这种热忱和真挚的帮助，使父亲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在兰州，父亲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去欣赏了兰州市第一图书馆（寺庙改建）的“三绝”：颜真卿真迹横匾、吴道子亲绘的观音像壁画以及两万多卷宋版、明版，有的还是手抄本的经卷，他还参观游览了雷坛和五泉山，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受到了兰州贤达水梓先生的热情款待。

这次的西北行，也使父亲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震动！他没有想到西北的同胞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惨境中，他在西北耳闻目睹了那里的人民生活在人间地狱中，连年的军阀混战，刀兵连结，兵即是匪，匪即是兵的无休止掳掠；人祸加上天灾，赤地千里，西北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卖儿卖女是常见事，树皮草根全部吃光，路上饿殍随处可见。这一切使父亲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在《写作生涯回忆》自述中，向读者剖露心扉说：

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你不会听到说，全家找不出一片木料的人家；你不会听到说，炕上烧沙当被子盖；你不会听到说，18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你不会听到说，一生只洗三次澡；你不会听到说，街上将饿死的人，旁人阻止拿点食物救他（因为这点救饥食物，只能延长片时的生命，反而将增加死者的痛苦）……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

父亲这一段自白，是多么痛苦，又是多么愤慨！在这毕生不能磨灭的见闻的强烈冲击之下，他写下了长篇小说《燕归来》，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1934年7月31日至1936年6月26日）。父亲为了描写西北惨绝人寰的苦难，采用倒叙法，将民国十九年的灾情写出来。书中通过一位西北逃难到南京的姑娘为骨干，来回两次西北，一路见闻，犹如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小说一开头，用了几首竹枝词，把西北人民的苦难突显出来：

卖了耕牛卖种粮，几天未吃饿难当；

看来一物还能卖，爬到墙头拆屋梁。

一升麦子两升麸①，埋在墙根用土铺；

留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

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树皮剥尽东西空，吃也无时饿越凶；

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

武功②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

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

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

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

兵来匪去屠不尽，一城老小剩三人！

真是一字一血，一字一泪！只要是还有点良知的人，读了这些诗，谁不会为人祸天灾带给西北同胞生不如死的苦难，一洒同情之泪！《燕归来》这部小说，敌伪时期曾有人把它拍成电影，但被日本人查禁了。

“北华美专”与西北游（4）

另一部描写西北生活的小说《小西天》，连载于上海《申报》副刊《春秋》（1934年8月21日至1936年3月25日）。这部书和《燕归来》在构思和写法上完全不同，《燕归来》是通过女主人公杨燕秋回西北探亲的一路见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灾民图，使我们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小西天》则是采用了西洋名剧《大饭店》的手法，把环境、背景、情节、人物以及故事的发展，都安排在名叫“小西天”的大旅馆中，通过这一典型环境，让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登上这个舞台来表演，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人，都勾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小说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因为故事是发生在饭店里，人物的穿插就像舞台剧一样上场下场自然而又富于戏剧化，它把西北的社会生活浓缩在一个饭店里，自然巧妙地通过旅店小社会，反映的是全西北大社会。《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在1934年8月20日的《介绍》一文中说：“我们既希望有民间文学的出现，就不能不鼓励作家到民间去。而张恨水先生就是鼓励的一个。张先生这次游历西北，在陕甘逗留约有3个月……他看到这一矛盾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