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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既然你终于有圣女贞德站在你的一边，但你仍然下决心要把她烧死。”罗斯福总统没有能力理解戴高乐的意思，继续对朋友们取笑说，戴高乐认为他就是圣女贞德。

尽管邱吉尔对戴高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敬意，这位英国首相还是经常被这位法国领导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协所激怒。有那么一次，邱吉尔的话超越了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嘲笑，他说：“是的，戴高乐确实把他自己看成是圣女贞德，但是我的该死的主教们就是不让我把他烧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真诚地把戴高乐看成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而钦佩不已。他痛惜许多美国外交官员对戴高乐持否定的偏见：欢迎他在1958年重新执政。他对我强调，尽管戴高乐可能难以相处，要是没有他领导的话，法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幸存下来。数年后，在1969年我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我到沃尔特·里德医院去看望艾森豪威尔。他七十八岁了，因病卧床，大约只能活几个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记忆力也很强。他思索着说：“在战争中，我们对待戴高乐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对戴高乐怀有极大的敬意。他给予戴高乐以通常的礼节，戴高乐则以友谊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关系令人吃惊地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未意识到这个简单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礼貌，对于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来说，只是很小的代价。

戴高乐最担心的是法国会遭到那些曾经创造过历史，而现在只能纪念历史的国家所遭受的命运。1969年，我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时的讲话中，我回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两国的公民，他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又是法国的公民。假如一个人停下来思考一下法国已经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和政治上对现代文明作出的贡献，那么这句箴言听起来是对的。戴高乐为确保这句箴言永远传下去而为之献身。

战后欧洲出现的实利主义使戴高乐深感不安。他担心法国人过于迷恋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雄心壮志，”他对一个记者说，“与此同时，别国人民较少考虑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征服世界，甚至在不用战斗的情况下征服世界。”

戴高乐有一次对艾森豪威尔说：“和英国人不同，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对美德的爱好。”戴高乐从来失去那种爱好，但是他的许多人民已经失掉了。戴高乐经常抱怨法国人民是他探索法国庄严的事业中的最大障碍，他力求引导他们攀登“高峰”，但是他们往往不跟他走。1969年，他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呼吁人民结束那场席卷法国的国内动乱、但他们不予响应。戴高乐很气愤地对他的助手们说：“法国人是一群牲口，的确是一群牲口。”

一个献身法兰西民族的人竟会如此蔑视法国人民，这看来似乎很奇怪。然而，对于戴高乐来说，法国并不是把它的人民加在一起而已。他的想象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他向全国提出要他们提高并加强这个国家的精神。人民就是这样的思想单纯、庸俗、不完美，他们的眼睛不是朝向地平线那边的山巅，而只看脚下一小块土地。

在他的心目中，法国应站在各国的前列，当历史的前驱。

他为法国设计一个宏伟的民族抱负所作的努力没有成功。他轻率地考虑在法国铸造一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妥协的哲学。但是，法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此不感兴趣。然而，他为支撑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他坚持法国发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国历届政府在采取外交行动前，忽视了与戴高乐磋商，戴高乐就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指挥机构中撤了出来。

1967年我与戴高乐讨论时，他对法国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恋表现在他的谈话方式和对重大外交政策问题所持的立场这样两个方面。我们是在爱丽舍宫他的办公室中会见的，只有他的译员在常虽然戴高乐从来不讲英语，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语。我在大学学过法文，可以注意到当我们的译员偶然未领会戴高乐讲话的细微未节时，戴高乐常常用非常准确的语言重新表达他的思想，强调那被译错了的意思。由于他喜欢无比精确的语言，因此他可能不愿说不地道的英语。但是我也意识到他只用法语是因为他认为法语应该恢复它从前作为国际外交语言的地位。他也承认在谈话中他用法语有策略上的好处。在等译员翻译我的谈话和提问时，他可以有加倍的时间来思考和回答。他显然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听我讲话和听翻译时一样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