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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间里海兹尔求我不要穿上晚礼服，如果我穿了而她没有她会非常尴尬。我固执不听，埋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反复无常，她没有理由不带晚礼服的。我已经厌烦对她总是百依百顺了。我不厌其烦地带来晚礼服，却又不穿，岂不是太蠢了！

我们越吵越厉害，海兹尔抓起我放在床上的衬衫扔到窗外的雪地上。我故作镇定地从抽屉里拿出另外一件衬衫，并准备安上领扣。海兹尔从我手里夺过衬衫又扔到窗外。我无计可施，只有认输——肯定我当时极没有面子——灰溜溜地穿上普通衣服下楼吃饭。海兹尔从雪地捡回衬衫。我们笨拙地向朋友们解释了这件事。最后返回房间时，我们发现好事者（是鲍比·戈德曼）细心地把我的晚礼服铺在地板上好像穿在水平的人体模特身上一样。这次风波以幽默的气氛收场。

毫无疑问，心理学家或好管闲事者也许会从这一风波中推断出我们婚姻状况的许多麻烦。在我看来，海兹尔和我都不错，优点多缺点少。我们有相当广泛的共同志趣——首先我们都爱孩子，还喜爱戏剧、歌剧、音乐会、假期旅行、体育和慈善活动。婚前，正是海兹尔使我对为盲人工作发生了兴趣。她在戴克高地盲人之家教孩子们跳舞，后来转到新建的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任教。（我写这些文字的那年，该协会的名字稍微变动了一点，正在庆祝成立15周年。）由于海兹尔的缘故，我开始成为一个行动非常不便的盲男孩的“大哥哥”。后来我先后成为主任、预算委员会主席，最后担任协会主席。协会的年预算额也从3万美元增长到最近的130万美元，其增长率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差不多。

我们比其他夫妇有更多理由相信会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为什么我们的婚姻会失败呢？次要的原因可能是缺乏一定的生理上的和谐。当时我们太年轻且没有阅历，所以不能认清我们的婚姻形势。但我相信，主要的麻烦是由我性格中的缺点引起的。那些缺点使我不能正确地对待海兹尔性格上的毛病。我妻子的显著长处是精力充沛，有各种实践能力。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她的长处也带来了缺点。她总认为干任何事都比别人强，于是很自然地在各种事上都由她做主。这就养成她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习惯，包括对自己的丈夫。我忍受不了这种状况。虽然我愿意让步而不愿彼此争吵，但我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而且从心里不满受别人的支配。

如果我23岁时就懂得现在这么多，我们的婚姻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从一开始我就会拒绝言听计从，对待一切事务都会坚持我的愿望与海兹尔的应有同等重要性，甚至会有意提出异议，提醒她不能总是一意孤行。我本应该更加认真地研究一下她常常使自己对而使我错的技巧和方法。我应该想出一些有效的对策。但恰恰相反，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以为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认真应付。我想我真正重视的是在金融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以及我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稳步提高。这可能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生活在梦想中的年轻人。

我们的婚姻注定要失败——不，在海兹尔或我觉察两人完全不对劲之前，已经基本失败了。1926年夏天，我们住在迪尔舒适的假日饭店里，每星期三我在很有气派的迪尔乡村俱乐部和伯特·帕克打高尔夫球，他是当地麦克唐纳公司（McDonnell　andpany）的经理，我和他有生意上的往来。生活的许多方面看来都很舒适、豪华、有趣和有益。有个周末我的哥哥维克多探望我们时评价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十分美满。我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接着说道：“也许会物极必反，福兮祸之所倚嘛！”这个预言被事实验证并不出乎意料。我结了婚，养了三个孩子，用培根的话来说，我已经“抵押给运气”，而我比想像中更容易受到伤害。

次年3月上旬，我们从佛罗里达度假返回时，发现牛顿染上耳病。我们请西奈山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弗赖斯内尔博士来看病。他诊断是乳突炎，必须动手术。手术过后牛顿得了脑膜炎，1927年4月20日死去。如果到5月12日，他就将满9岁了。

许多与牛顿的疾病和死亡有关的沉痛故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但我没有勇气一一追叙——如果读者原谅的话，我由衷地感激。如果要我追忆的话，我的心情跟那出令人伤心和怜悯的悲剧的主人公一样：代达罗斯在石头上刻下了关于他钟爱的儿子伊卡鲁斯的飞行和坠海之死。维吉尔的诗句深切地表达了我的情感。数年后，我看到奥尔德斯·赫胥黎的《针锋相对》一书中关于小孩之死的描述时，我就想起我们的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