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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这时我们也开始哭了,因为我也已年龄不小,不会不懂得从此以后一切都将改观,不会像以前一样幸福了。后来我在白天的幻想中多次摆脱掉这种悲哀的时刻。我总是想像自己奔到母亲身边,抱住她喊道:“不,妈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还有你呢。”
父亲安葬在长岛的华盛顿公墓里,当时人们觉得这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乘坐四轮马车跟在柩车后面,在棺材放入墓地后,在坟墓上掷下一些泥土。还记得那天寒冷刺骨,我们在公墓外面的一个地方停留,吃些东西,喝点热饮料。第二年我又去了华盛顿公墓,举行墓碑落成仪式。我家的亲密朋友、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罗森塔尔在仪式上讲了话。他把我们父亲的一生比作屹立在他的墓地上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铭刻着纪念文字,很光洁,已经完工,背面则很粗糙,尚未完工。这样可表示父亲在35岁就过早地去世,只走完人生一半的路程。充满了希望的下半生现在命中注定永远得不到发展了。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哭得最响的是一群专业哭丧者——他们都是老人,经常到公墓来,强行参加每一个葬礼或追悼会,捶胸顿足,呼天号地,仅仅是为了赚一些小钱。
25年后,对我父亲的葬礼几乎已经淡忘的记忆不可避免地重新恢复了。这时我已快到父亲死时的那个年龄,自己也当了父亲,有了一个8岁的男孩,即我最喜欢的第一个孩子艾萨克·牛顿,是以他从未见过的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这一次我的这个儿子躺在棺材里,泪流满面的父母把最后一撮土撒到他的小坟墓上。
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内心世界有何影响?当然我的心灵受到了难以想像的巨大创伤。心理学家使我确信我已失去了获得安全保障和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经历不会不对我的性格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然而我得坦率地承认,在自我反省中我没有发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并不怀念从未实际拥有过的东西;也许,父亲长期缺乏对我们事务的过问以及由此使我们缺乏对他的亲切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他的死对三个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我童年时代的特殊性格是重大的灾难不大会压倒我,反而是家庭关系中的小问题(后来是精神病)使我不堪重负。在我看来,利昂、维克多和我一定感到要表现得像理查德·休斯①的经典作品《天真无邪的航程》中那帮孩子一样。当他们的一个领袖由于意外事故去世时,他的名字一夜之间在别人的谈话和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要颂扬母亲明智的培育,她使我们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完全不依赖母亲的庇护,准备尽早承担社会的责任。逆境是痛苦的,但对人的磨炼是有益的。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最终我们可以指望获得巨大的补偿。
随着父亲的逝世,我家的物质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这一章是漫长和令人消沉的,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使我们连续好几年在为避免生活进一步下降而斗争。我们的企业还有多种资产,主要是收藏的一些古玩,几千美元寿险,许多个人财物,包括家具和珠宝首饰在内。实际上所有这些财产在以后几年中逐渐耗尽。起初,我们做出了多种努力要把企业经营下去。父亲的大哥伊曼纽尔以及两个小兄弟曾经在他的指导下工作。毫无疑问他们是竭尽全力的,但结果却是完全徒劳无益。不久他们退出不干了。业务交给我母亲的兄弟莫里斯接管。他是一个工程师,公认的天才。后来他作为最早的“系统管理创造者”即“效率工程师”之一,在事业上卓有建树。可是他既没有吸引人的推销术,也没有我父亲取得成就所依靠的日常谋略。到年底左右,企业亏损很多钱,余下的存货只好卖掉,多少换回一点钱,而经营则完全停止了。
后来,母亲在自己的希望或绝望或者在别人劝告的带动下接待付费住客——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说,就是开设了一家供食宿的客栈。结果这项事业也不成功,两年后放弃了。母亲还尝试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一点投机。我记得她打电话给股票经纪人,询问“美国钢铁”的价格。她的帐户无疑很小,并且是和当时的联合证券交易所的一个成员一起做的。在那里,交易单位是10股而不是像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是100股。经纪人是我家的老朋友,但是母亲的微小业务是由他极其年轻的儿子经营的。因此我小时候曾经每天打开报纸金融版看“美国钢铁”股票的涨跌。尽管我对金融一窍不通,可我知道涨价时高兴,跌价时难过。不用说,母亲帐户上赚到的利润在1907年金融恐慌中一扫而光。此外,因为她开户银行的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