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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一劲旅——美军也不敢说全盘掌握“匪军”、“贼首”的动向,遑论百年前的湘军;所以,能切实做到“知己”,鄙意已经占了八成胜面。“彼”之能知不知,知多知少,归于天意而已;一切尽在掌握,那也不叫打仗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湘军对于自身,曾国藩对于自身,能否进行全面而精确的判断,是否“知己”,是否能够“势围”。 “己”的主要内容,在于人。有了人,才可以打仗,有了人,才可以筹饷;而归根结底,这两类人都需要权。打仗要兵权,筹饷要财权。兵权,可以参看咸丰十一年十月的一条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从这一天起,曾国藩就名正言顺,被赋予“肃清东南”的责任与权力,也就是掌握了“兵权”。财权,掌握于相关各省首长之手,也就是总督、巡抚之手;相关各省,主要指长江沿岸各省。这些省的督抚都是谁呢?我们从上游开始数: 四川总督骆秉章,他是左宗棠的前老板,湘军的好朋友——初期不太友好;湘军出省后,筹兵筹饷,不遗馀力,将湖南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湘军基地;四川布政使刘蓉,曾国藩同乡密友; 湖广总督官文,刚刚逝世的湘军###胡林翼的上司,能力稍逊,但经过胡林翼精心调教,至少不再对湘军使坏。湖北巡抚严树森,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 湖南巡抚毛鸿宾,曾国藩同年、旧交 ,完全遵守前任巡抚骆秉章所定规范,勤勤恳恳做好湘军的后援工作; 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此屡召不出,经曾国藩密保,“超擢”为巡抚。但是后来为“地税”、“国税”问题,和曾国藩翻脸。人品一流,性格犟直,不做好事,也无坏心; 安徽巡抚李续宜,湘军名将李续宾弟,曾国藩的湘乡老乡; 江苏巡抚李鸿章,曾国藩的老门生、前幕客,经曾国藩保奏为江苏巡抚,并命其组建淮军; 浙江巡抚左宗棠,从个性上说,和曾国藩不是一路人,但是从来敬佩曾国藩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左挽曾国藩联语,在奏折中也这样赞扬过他),公事上并不掣肘; 此外,广东作为湘军的重要协饷省份,就因协饷不力,乃将总督劳崇光调离,换成和曾国藩关系甚好的晏端书、毛鸿宾。同治二年,广东巡抚则由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担任。 这就是同治初年的“官场新气象”,重要位置,都由湘军将领及与湘军有渊源的人士占据。曾国藩自己也评论过这种政治布局:“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戊戌同年”,即指晏和曾一样,都是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中的进士。“朝廷之用心”,则明显是以曾国藩、湘军为中心,挑选和曾国藩、湘军关系好的人担任各省首长,以便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当然,这并不是曾国藩有意布局,他也不敢主动提出这种人事上的建议。因为,形成“同人政治”之局,地方权力容易勾结,必会削弱中央集权,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而终于形成这种政治布局,清廷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一则决定于军情。湘军连下九江、安庆,直逼南京,战绩优秀。而江苏、浙江由于江南、北两大营相继崩溃,已经全境糜烂,绿营战斗力宣告终结,东南残局只能依靠湘军来收拾。一则决定于舆论。“天子(同治)新即位,群臣争上书言事,多推湘、楚军功,以为偏裨皆可督抚” ;大忧大喜后,举国疯狂,开始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偏裨皆可督抚”,简直就是变种的“出身论”,但这恰恰是我国的传统、人情,无可厚非。因此,同治初年形成的由湘军势力掌握地方人事、财务权力的政治布局,构成了围天京的“势围”。 “势围”得天独厚,“力围”的军事布置又怎么样呢?军事上围困南京,得分为内圈、外围两个层次。内圈,指阵地,即沿着城墙连续驻扎的营盘;外围,指形势,即苏、浙、皖、赣四省境内,被敌军占据,可以迅速发兵,赴援南京、兼击围军的战略要地。例如:水路有长江中的九洑洲,陆路有苏州、常州、杭州、嘉兴、宁国、和州、六合、扬州等重镇。不控制这些地方,光在南京城下设围,则前有“城贼”,后有“援匪”,腹背受攻,顾此失彼,不可能一心一意的战天京。水路不控制,敌军或者渡江而北,或者破坏围军粮运;陆路不控制,敌军可以调集援军对围城之师进行“反包围”,纵使不能“剿围”,至少可以突围。光有阵地,不占形势,围也是白围。不用举此前江南、北两大营因此崩溃的例子,介绍一下李氏兄弟攻打曾国荃的案例,就知道光有阵地、不占形势的危险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