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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1938　年11　月18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1939　年12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注：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笔者）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　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　年8　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以破坏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太原——石家庄，是敌人连接陕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

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　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呢？《华北治安战》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2、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为八路军规定了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规定了基本的战术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华北治安战》写道：（在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带的八路军），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1939　年5　月，日本侵略者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同样，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军第109　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这样总结：1939　年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　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正规的战斗。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36　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1943　年春，日军在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进攻。对此次作战，日军井手大佐总结道：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