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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掉一个何思源，牺牲个把人算什么？如果在路上干掉，比保住我们弟兄的生命要重要多了。”毛人凤口气缓和下来。

叶翔之沉思一阵，说道：“我会从这件事里汲取教训的”。

毛人凤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我们都应该从这里边汲取教训，对反对我们的人，决不能有一丝手软。”

傅作义（1）

李宗仁在那张暗杀名单上侥幸捡回了条命。从那张名单上不难发现，凡是被列入前沿的人物，不是德高望重的政界名流，就是与蒋介石恩怨纠葛几十年的封疆大吏。

傅作义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

1949年1月，国民党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傅作义将军面对日益殆危的战局，审时度势，断然

宣布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出，不啻一记闷雷，将蒋介石重重地击倒在地。当时，蒋介石一心忙于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企图确保江淮，坐拥南面半壁，赢得喘息之机，再同共产党抗衡。

因此，面对傅作义数十万大军困守北平孤城，他心里一直盘算，希望傅作义能将精锐部队由塘沽海上南撤，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傅作义这时经过共产党的争取，已打定主意，坚决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对心腹爱将、国民党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郑重地说：“以眼下前景而论，我们不必悲观。我已考虑生路是有的，那就是要下定决心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义同解放军的秘密磋商，蒋介石很快就察觉了。为了稳住傅作义，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费尽了心机，他派出的说客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北平。

首当其冲的便是阎锡山晋军大将、时任国民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他和傅作义是同起于晋军卒伍的袍泽，后来两人各为其主，但情谊却一直延续。

徐永昌来到北平，傅作义热情款待，把酒叙旧谊，朋友间不胜言欢。见火候差不多了，徐永昌单刀直入切入正题：“宜生，听说你与那边接头了，蒋公心中期你甚殷。”

傅作义搁下酒杯，正色作答：“傅某身为党国大员，怎能不效忠党国呢？”

徐永昌脸上一阵潮红，劝道：“我受蒋公之托，于公于私作回鲁仲连，蒋公希望你能以几十年袍泽旧谊为重，将平津的国军分三路南撤，以便和共军持久作战。”

“哪三路？”傅作义不紧不慢问道。

“蒋公的意思，”徐永昌伸出手比划了个“三”的姿势继续说，“共军大军压境，为了保存实力，以便和共军持久作战，希望平津国军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可请空军协助……”

“哎……”傅作义喟然长叹，“恐怕晚了吧，共军已经团团围住平津，怎么能冲得出去。即便出去，南撤只能加快被歼的命运。”

徐永昌遭到了这般拒绝，只得失望地返回南京复命。

随后，蒋介石敲山震虎般地派出了原军统大头目、后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再次飞到北平，除了重复徐永昌的说法之外，又拍打着胸脯保证道：“只要傅总司令率部南撤，我在北平的所属人员一定保证南撤成功，他们与我一样听从傅总司令的命令就像服从蒋委员长一样。”

傅作义仍然用那套话不露声色地回绝了他。

郑介民不甘心，他又以特务手段公开在不同的场合相胁：“对于那些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就把他们干掉，以起‘杀鸡儆猴’之效。”

傅作义闻之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我傅某人吃粮当兵几十年，活到今天好歹也是陆军二级上将。如果有几个特务敢于造次，我想他们还没那个本事。”

郑介民最后一次去相劝，话还未出口，就被呛得语塞，只得悻悻而去。

蒋介石见前两人的劝说都不奏效，为了表明心迹，他最后干脆派去了自己的儿子蒋纬国，带上他的亲笔信，执子侄辈之礼，并以东南行政长官为筹码。

蒋介石信中道，“宜生吾兄勋鉴：去岁迭奉慰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专此敬候，勋安。弟蒋中正。”

可是，傅作义在南苑机场对“少主传书”的蒋纬国依然拒绝道：“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得失何足道哉！请向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