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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正是汪氏此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

上海方面至此，清党已势在必行了。本来4月2日吴敬恒已领衔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的呈文，现在便根据此呈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并根据我上次向蒋氏提的建议，次第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渗透的部队接防。

清党之议既决，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外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廪生，住居两江墟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其胞兄李血泪，早年曾任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战末期在重庆，以共产党嫌疑被特务头目戴笠所囚，后来还是我把他保了出来。

两广既已清党，东南各省也同时发动。上海方面，也在白崇禧策划指挥之下，由杨虎、陈群两人执行，于4月12日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各地方政府及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纷纷褫职。气焰熏天的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不出数天，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从此之后，共产党在东南一带即转入地下活动。

东南和两广既已进行清党，武汉中央方面乃通电申饬。宁、沪方面的同志也一不做二不休，开会议决否认武汉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政权相对抗。4月中旬，留沪各委员齐集南京。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遂形成宁汉分立的局面！

两路北伐会师陇海路（1）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既已正式成立，并选胡汉民为主席，此外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也次第成立（总政治部主任为吴敬恒，副主任为陈铭枢），乃公开否认武汉中央的合法地位。武汉方面也于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另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所谓“东征军”，顺流东下，*我辈“叛逆”。在汉的原有激烈分子如徐谦等，冲动之情已不消说，即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辈，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

我方对此种威胁，自不得不采取相应防御措施。先是，江右军总指挥兼南京卫戍司令程潜，因同情汉方反蒋，已先期离宁返汉。程氏第六军中的两师精锐，一在南京，一在江北。程氏去后，其在江北的一师遂取道淮河北岸，遁返武汉。原驻南京的十九师因我军监视很严，遵命改编为“暂编第六军”，由原第六军参谋长杨杰晋升军长。

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也开始向我反攻，意图卷土重来。4月12日直鲁军许琨部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我军马祥斌部正死守待援。另路直鲁军则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浦口，并经常以野炮隔江轰击南京。时西线敌军也图南犯，奉军精锐正由张学良率领，自京汉线南下至驻马店，威胁武汉。处此紧要关头，宁汉双方如真自相火并，必将同归于尽。

4月下旬，南京方面军事委员会乃决定继续北伐，以减除江北敌军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5月1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东线各军分编为三路，继续北伐。第一路总指挥为何应钦，辖第一军（欠一、三两师，何自兼军长）、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雷万顺）；第二路总指挥由蒋总司令自兼，白崇禧代行，辖第四十军（贺耀组）及第一军的一、三两师（杨杰指挥）、第六军（亦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