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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得如上的情报。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二

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共产党12月11日广州“暴动”后，汪曾腆然公开宣言，吁请蒋同志复职，领导中枢，渠本人则从旁消极协助云云。汪氏的话一出，蒋的复职几成定局，而攀龙附凤之徒，乃乘机推毂，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遂正式通过请蒋氏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氏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1月9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在蒋总司令复职的酝酿中，外界传闻白崇禧和我曾有反对的表示。此种谣言，可说是毫无根据的揣度之辞。在两广统一、出师北伐之初，我们以一股革命热忱，服从中枢，拥护胡、汪、蒋的领导，完成革命大业，可说是出于赤诚。到了共事日久，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的作为，始则忧虑，继则惋惜，终则彷徨。试想历年以来，数万将士断头流血，肝脑涂地，所换得的徒为若辈植党营私、揽权窃位的资本，宁不令人痛心。故对汪、蒋的作风，心至不悦则有之。至于蒋总司令复职与否，权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我等统兵将领唯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做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不过蒋先生于12月1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贺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使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3日下午7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3）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支持蒋与汪合作，先后离南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1928年2月1日*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唯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

1928年8月1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四中全会于2月7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三

当中央正在筹开四中全会时，唐生智的基本部队残部均退回湖南。当时我军之所以未衔尾追击，乃为顾虑地方糜烂，故派西征军参谋长张华辅入湘，洽商收编。唯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反竭力招兵买马，与各方勾结，企图扩大叛乱。1月初旬，国民政府乃电令白崇禧（时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程潜自武汉督师南下，继续*。白、程奉命后，即分两路入湘。程潜率第六、第四十四等军，自武长路南下；白崇禧则指挥第七、第十九两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我军于1月15日发动，17日占领岳州，程潜即进驻岳州；白崇禧也亲往通城指挥。1月21日我军发起全线总攻，冀一举而下长沙。此时敌军也背城借一，拼死抵抗。双方在汨罗江两岸鏖战正酣时，我右翼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忽然叛变，乘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