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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他给过我一张名片，名字上有一个黑框。别人问，他就笑：“我死过很多次了。”

他说：“生死寻常之事。”

赵铁林出生在战场上，寄养在乡下，“文革”中母亲自杀，他去矿山挖矿，从北航毕业后，做生意失败，在海南租处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一开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个“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类的人，满足“救风尘”的愿望。后来发现“根本没那回事儿”。老老实实地给她们拍“美人照”，一张二十块钱，养活自己。“她们知道我是记者，我靠拍照片吃饭，她们靠青春吃饭，你也别指责我，我也不指责你，能做到这样就行。我如实告诉她们我的目的，这对她们来说就是尊重，她们知道我不会扭曲她们。”

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他说，“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六十年间他颠沛流离，临终前住着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骑着自行车来去，他遇上了中国纪实摄影“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他也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选择了贫困”。看到他临终前的照片，我心里不能平静。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户窄，焊着铁条，光进不来，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团成一团僵在床上。十几年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她从不反抗，直到最后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说，地上、墙上全是血迹。警察说，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浑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杀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他说死者眼睛挣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在“东方时空”时，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

做完《双城的创伤》后，我有一个感觉，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但爱伦堡说过：“石头就在那儿，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感觉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华想不起杀人的瞬间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来。”她说，四方脸上都是茫然。

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一只眼睛是鱼白色，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脸，“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进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

她当时没有还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疯了。”她说的很平静。她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八十多岁了，为她求情：“她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呀。”

我问：“他打过您么？”

老人说：“喝醉了谁也不认，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闹。”

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脑袋上，就一棍，他连挡都没挡，大概根本没想到。

她被判死缓，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眼睛微斜，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他不会死的。”

我愣住了：“什么？”

她说：“他还没把我杀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