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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曾经振奋过我们心灵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没有消失的只是在平庸的生活中

产生的复制文化和陶醉于这种文化里的平淡无奇的灵魂。

只要打量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实，我们就会丧气地意识到我们不再有

多少可能去遭遇那些离经叛道的人物、事件和场景，遭遇其中所包孕着的无出其右

的个性、意识和氛围。譬如在这个普遍地灯红酒绿的城市，那些因装饰的占怪、风

格的独特而曾令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城市酒吧，我们亦很快地感觉到了这之中疲弱

的复制性质：一样的做作、一样的矫情、一样的晔众取宠。平凡的生活无法激活人

们的内在激情，使人的生命力呼啸而出，在一种特殊的境地和境域里将创造的欲望

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在消费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后细小族，他们的生命

力原本就这样地孱弱，原创的激情原本就这样地缺乏，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

他们除了不断地复制、不断地克隆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由此，我们在通通迪斯科钢结构的舞台上，看见了那么多渴望“克隆明星”的

城市青年，他们接踵而至的身影是关于软弱的一个最充分的证明，虽说，我丝毫无

意对作为游戏的“克隆明星”和它的创意者表示不敬。

《迪尔伯特原则》：“办公虫”的新宠

在上海《文汇报》工作的朱伟先生有多种理中可以被我们所关注，但这一次他

被我们注意的原因是他和他的《迪尔伯特原则》。

那是在1997年的圣诞节前夕，生性优雅、颇有品位的朱伟先生给他的四个朋友

寄去了四本《迪尔伯特原则》，作为他对朋友们的节日祝贺。稍后，朱伟先生向笔

者谈了他的心理感受：“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对我来说，它甚至有点奇特，因

为它尽情地嘲弄了美国的老板，当然，也可以说它尽情地嘲弄了全世界的老板，但

它的行文和笔调却极轻松，那里面并没有过多的抗议和控诉。”

同样有趣的是朱伟的朋友们的反应，她们几乎全都这样说道：“我们对这本书

深感兴趣，但是我们都非常小心，不让我们的老板看见，以免生出什么误会。”

必须说明的是，朱伟的这些女朋友都在中国目下最走红的企业——三资企业中

忙乎，她们正是被斯科特·亚当斯先生在《迪尔伯特原则》中所不幸地描绘的人们，

更直率点说就是“办公虫”。

朱伟先生和他女友们的情感反应并不是孤立的，在’97与’98之交的上海，我

们发现不少和办公室有关的作品正在这一严格来说于我们还颇为陌生的人群——白

领——中广泛流行，譬如叫做《办公室兵法》的这本书就走红于白领群落。这种现

象给’97与’98之交正在兴起的城市白领文化涂抹上了异样的色彩，使得我们对这

个新兴的人群有了另一种打量的目光。

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办公虫”的遭际和对这种遭际的犀利反拨构成了《迪尔

伯特原则》一书的基调，引用书中一句听来最为调侃其实却是最为愤怒的话来说，

所谓的“迪尔伯特原则”就是“将R痴按步就班地向上提拔，提得官位越高，他们所

造成的损失就越小”。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在第一世界的美国，对办公室

或“办公室文化”的彻底看透以至无情解剖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那块新大陆中有

着现代让会所整合而成的最精密同时也是最冷峻的工业机器，身为这架机器中颗颗

螺丝钉的那些喉管下系一条职业领带的白领们，正是在华尔街的匆匆行走、汉堡包

的狼吞虎咽中不由自主地衍变成一条条“办公虫”，我想，这些“办公虫”是深知

办公生涯所包含的致命的乏味，从而也深得斯科特·亚当斯先生一书的精髓。但在

中国，在这片严格点说还只是刚刚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的土地上，这些身为

白领群落中一分子的人们对斯科特·亚当斯先生的积极响应就理应格外地引起我们

的注意。试想想，就在不久之前，“白领”一词还无法出现在共和国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