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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为能参加这样的高级别会议而自得。我感觉到风浪来了，考验来了。我积极有加地参加过解放后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反封建，反把头，反会道门，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改造……从反胡风我就有点没想到，吓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经算不上积极分子了。我跟不上，从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运动，只盼望着这样的运动早日结束。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动人心又肝胆震颤，怎么大鸣大放的结果变成了这样？我觉得不舒服，别扭，生硬。我叮嘱自己，可不敢大意，可得好好学习学习啦，同时一切要听领导的，想不通也少说话，又没有你的事。至少，有这样的特殊重要会议要参加，我可以免去许多天在东直门与酒仙桥的两头等上公共汽车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的唯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他说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说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却被吹了一个不亦乐乎。我还在大会上发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评丁玲冯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这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用现在的语言，人们会，人们可以，我自己也应该狠狠地责备自己。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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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起大落（3）

我从小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什么事都要向党汇报，向党坦白，然后，怎么都有救。

应该说，开头，甚至此后，文艺界的领导对我印象比较不错。但我知道，工厂方面对我不会那么感兴趣，我的文艺活动太多了，常不在厂，不在团委办公室，完全一个特殊人物。团干部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

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因为受过批判一定对党不满，因为对党不满，应该予以批判，这样的严丝合缝的逻辑令我无言。

这里有一个小的因素，我不能说成败仅仅决定于细节，但我敢说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我的工作地点在酒仙桥，公共汽车走一趟谈何容易？上下班时间汽车站排队等车的场面人山人海，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车。我试过几次骑自行车上班，太累。东直门一带道路常翻浆，动辄修路。有时晚上厂里还有会，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从太原回来，只呆那么几周或几天，遇有市区开文艺会，而且确有重要内容，我可以晚点离家早点归家，我很快乐，但是厂里的同志怎么样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仍然重视在工厂的经验。欣欣向荣的新兴厂区与福利区（现称生活区），一家一户的单元房子作为单身集体宿舍，用得不伦不类。大部分人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坐便，许多青工蹲在马桶盖上大小便。动力、机修、冲压、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的分工，车、铣、钳、镗、刨……的工种，我在冲压四间参加过劳动。广东青工用电炉子在集体宿舍做饭的方法，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青年监督岗与青年突击队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愿望与认识，以及创作的感动，更不要说创作的完成，这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我在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是运用了不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工作的经验。

我生活在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头，某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二十一、《冬雨》与《尹薇薇》（1）

也不能说这一段我完全丧失了文学的“灵感”。1956年秋末冬初，我发表了短篇小说《冬雨》，1957年初春，我写下了，《尹薇薇》。

《冬雨》取材于我的一次真实的经历。初冬，阴雨渐渐变成了霰粒，低气压，坏天气。我的小说的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今年的天气真见鬼”。公共汽车，拥挤的人群，不文明的推搡与碰撞，低郁的心情。近似“多么野蛮的生活呀……”的契诃夫式怨尤——当然没有出现同样的句子。这时有姐弟俩在车窗玻璃的雾气上画指画，画得很好，使粗鄙的乘客们出现了笑容，出现了一点美好的光辉。

这里有契诃夫，而且有泰戈尔：把儿童看作天使，把童真童心视为良药，追求一种纯净、快乐、如婴儿赤子式的返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