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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则为看到一个不穿白大褂的人感到满意。

那些测试都在我脑子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我总算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了点骄傲感。这良好感觉没持续多久，甚至没来得及体会，因为多夫短短一句话就把这些念头全打发了。当时我们在谈论心理分析医生对我做出的有利报告——“至少我敢保证本人精神健康！”我不无得意地说——，他反驳道：

“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更为确切地说是，你的病理状况和你将进行的活动相适合。”

这句话让我局促不安：干这一行还得受病理之苦吗？我可认为它是专为具有钢铁般心理素质的精英分子和杰出人物所准备的。我对多夫讲了这番想法，他听了没有笑，只是像艾尔戴德那样耸了耸肩。

“你以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能干这种工作吗？他可以找份轻松愉快的活儿，有个小家庭，驾驾四轮马车什么的！”

可怕的真相！我无比惊愕。我不再把这行业看成是佼佼者的专利了。就是执行而已：一种病的结果，病理的表现。人家刚才说的是病理说的是治疗。恢复正常就意味着离开这行当的时候到了。

这一天标志着我开始进入到和体制的冲突之中，其结果便是痛苦。

生活和我绕了一个多么奇怪的圈子：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我还具备干这份工作的能力，而看到令他们满意的检查结果之后，我反而变得无能为力。

一被录取，我就进入了训练还有自我畸变。刚加入的前几个星期都是用来把我与生俱来的东西转变成别的什么，变成那些更有用的——对不起，应该说是更安全可靠的——以便重新学习他们那一套。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了我性格里某些“野性”的东西，他们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有用之物。我因而处在了这样的境地：一切都令我不满，而他们我行我素直到我拳头紧握为止。我遭到严厉的责骂，因为我常常在上课时抱怨、叹气，或是没有在两个小时内都热情饱满地奔跑。

从到这地方开始，我就没有顺从过这里的生存环境，只要做的到，次次我都唱反调。这种情形之下，和多夫的冲撞每天都会发生。他对我的态度是个混合体，驾轻就熟地将耐心宽容和残酷无情按比例调配起来——多数教官都有这手。虽说他们基本上是为了新手好，可坦白地讲这不对路。心理论证和死命令都不能使我长进，甚至好像起了反作用。冲突很快就公开化了。多夫施加高压，我就加剧对抗。他突出威信，我就更加明目张胆地冒犯。这种验证实力的把戏持续了一个多月。我都记不得了，一共有多少个晚上被关禁闭、罚跑步，为了作弊而加罚俯卧撑。

多夫是个聪明人。对我渐渐了解之后他终于搞明白了，我这态度更多的是由于自尊心放的不是地方，倒不是故意使坏。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再时时寻机用过分的刁难来折磨我，转而开始器重我。这办法奏效了。我并非上当，而是我清楚这等频率我也挺不了很长时间，再说拉人一把更有好处。因为确认自己的点子颇见成效，多夫还护着我免受其他小头目欺压。训练强度在不断加大，我们表面上也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我以四年以来的最高分数完成第一阶段培训，在所有毕业生中名列第一，至于我糟糕的纪律档案里一个字也没写。

1994年8月5日晚和6日晨：多发喀秋莎火箭炮飞向巴勒斯坦地区加利利西部和黎巴嫩南部停火区。在以色列境内，三名儿童在攻击中受伤。

第四章　特工训练（10）

“国家至高利益”总要人作出各种古怪的牺牲。最有难度的一项无疑是将“心理敏感”放大到极致，几乎就成了心灵感应。“观察一切，倾听一切，领会一切，推测其余。”要察觉到最最细微处，比如几近于无的手势，稍纵即逝的眼神，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呼吸的变化，还有对话者最细微的情感流露或者不适的表现。要记得住穿着，说话，行动以及停车习惯的日常性变化。刚开始这些看起来很难，但我们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种敏感程度——用不着刻意，最不起眼的细节也会主动跳到我们眼皮底下来。

要做到绝对敏感，可又不能神经质，不能脆弱，不能差劲。就算真做得到，也是胜算几无的赌博。目标射击练起来不难，而且越练越准。体能训练只要假以时日和精力，再加上用在这两样上面的劲头，也谈不上有多麻烦。敏感训练成本最大，因为它会产生永恒的痛苦。从中只得到快乐和力量的人十分罕见。变得敏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