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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我又与身为中国文学专家的众多前辈以及朋友见上了面。未谋面的诸位先生出于惶恐还未拜访。尽管文献、学者如此众多，可是不知为什么，中国文学对于日本人整体而言却是极其疏远的。

其缘由倒也是明显的。

日本古代采取“中国文化一边倒”的态势，而明治以来，转为“西欧文化一边倒”，从而将以往用在“中国一边倒”上的力气倾注到了西欧上面。

不过对于业已搬来的中国文化，并未全盘扑灭，不仅在汉学者和东洋史学领域那里继续保留，而且还将其留在了忠君爱国教育及诏书之中。因此，古老的中国文化，只有其表面部分还与日本人的生活保持着某种关联。

明治以后，日本采取“西欧一边倒”，一方面进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与此同时，现在的中国成了他们蔑视的对象，没有了了解的必要，这样一来，中国现今的一切就与日本的大众隔绝了。对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新文学，除了“浪人”所介绍的魔都、鸦片之类的猎奇事物以外，便别无所知了。

对西欧文化的倾倒，其结果是，从十一年前的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又被列强给一脚踢了出来。然而，现如今，说来也怪，就像从前我国那些宁可割掉自身某个部位，遭到旁人唾弃，也要去当个宦官的人一样，被踢出来的日本依然毫不死心地哭着喊着想要再度追随列强，从而置大众于鲁迅所说的“想当奴隶而不得”的境地。

在这种现状下，中日难以实现友好。而且，以这种接受姿态，我一个“彼国之人”，担任讲师，讲授中国的民族文学，此事实属不易。

昔日布朗登氏作为外籍讲师，像是留下了极多业绩，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态势一开始似乎就与西欧文学迥异。不过，我暗中了解了前任冰心女士的讲课情况，听说其介绍新中国，颇为公正客观，又很热心，说是这回要离开日本，于是轮到了我头上。这就是前面所说事情之缘由。

在日本的此等环境中，向日本大众传授表现中国人民被压迫的苦难、三十八年革命的艰辛以及此次终于站立起来的伟大力量的文学——在我看来，需要更大的人物方可。

以前，也曾有过请鲁迅来日本讲学的念头，只是一来鲁迅自身可能也不便前来，再者日本方面时机亦不十分成熟。就此次之事，要报答抬举我上大学讲台的诸位之厚意，我期待着能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派送最好的讲学者过来。然而，当今的日本领导层，不愿看到日本民众与中国人民修好，不希望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人民的生活及其文化，不希望中日互助合作。若他们执意捂起眼睛不瞧中国，那么我的这一理想还远不能实现，我也只有和愿意认真研究中国的学生一道，排除种种障碍而前行。

回头看一下日本的报纸和杂志，分配给中国文学的篇幅也是少得可怜，在大报上评论中国文学的也很少见。然而，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前面提到过的各种翻译作品，虽没有广告和宣传，也非常畅销。这是我们在中国曾经经历过的情况，在半殖民地状态下，好的出版物自己就会传播开来。

日本必须重新起步，才能回归亚洲。我也产生了与学生一道忍耐前行的念头。

二

我时刻都与疾病为伴。因而小则影响到与朋友交游、旅行，大则导致一时无法回国。不过，时隔多年再次来到日本，虽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备感亲切的东西还是相当不少的。

就连如今已成为市区的武藏野，也还留有两三棵光叶榉树。那是从前的杂木林。在武藏野的北部有一片黝黑的土地，地里晒着成排的萝卜，稍微走远些，会看到农家的屋檐上挂着柿子干。这些景致虽然不起眼，可是对于以前在日本居住过的人来说却十分亲切。

从前叫做麹町、现在成为首相官邸的那一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过去的中国公使馆，不用说，现如今昔日的景观已经荡然无存。

在那座中国公使馆发生过一件滑稽透顶的事儿。那是在民国元年之前一年，十月革命意指辛亥革命。因其发生于1911年10月，故而作者称其为“十月革命”。——译注的消息一传到留学生当中，欣喜若狂的学生们就都涌向那里。公使降下大清帝国的旗子，器物被毁，大大的枝形吊灯被打落下来。公使馆内属于治外法权，故而公使没有叫日本警察来。当时的公使和学生都相当了得，身在本乡地名，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区域内有东京大学。——译注的学生中有因拿不出5分钱的电车费而走到麹町者。

其次难忘的是“二十一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