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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我是大约150名申请者之一。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我下院的同事。我是参加选区选拔委员会初试的人之一。我知道我得到不少支持，这是令人满意的，但这似乎还不能使我感到十分自信。在这种场合，最为人知的人有时反倒不如树敌最少的人。随着比较弱的那些候选人被淘汰，如果他们的支持者转而支持你的对手，那么很可能在跨越最后一道障碍时败下阵来，甚至我们的马还没有放出来。

根据安排，我们最后四个人——3名先生和我自己需要接受协会执行理事会的挑选。我知道我将遇到很多朋友，但我也很清“楚，会遇到强烈的反对意见，这将是值得一搏的战斗。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准备。我自信地认为我了解这个选区。我确信我能够对付即使根深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经认真详细地读过我所能搞到的所有报纸和有关资料。我认真熟悉讲稿直到能一字不错地背出来，而我已经掌握了不拿讲稿讲话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我应具有最佳的心理状态——自信但不自负。我决定遵照唐纳德的指导，穿黑色外衣。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因此，我戴上了我的幸运珍珠，也别上了达特福德的保守党朋友们送给我的胸针。

但是有一件很背运的事。与执行理事会见面的那天——7月14日，星期一，丹尼斯不可能陪同我参加。实际上，整个选拔过程进行得很快，丹尼斯全然不知。他每年都要出国旅行一个月左右，推销其公司的产品。这时候他的去向只是“非洲的某个地方”。而其他候选人均由其配偶陪伴。所以，当我在7月的那个炎热的夜晚进入已经挤满了人的会议室、在协会主席身边就座的时候，我感到很孤独。

但只要我站起来讲话，一切紧张感都荡然无存。像往常一样，我很快集中精力介绍我的主要观点，而不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坐下时，场上爆发出的掌声似乎是热烈和真诚的。不出所料，麻烦从提问时开始。

一个孩子尚幼的母亲能否真正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对家庭生活带来压力怎么？我照例说出我的想法。同往常一样，总有一部分听众难以被说服。毫无疑问，由于可怜的丹尼斯不在场，他们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话。其实，我并不需要丹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很希望他当时在场。

提问完毕，我又与其他候选人及其夫人们坐到一起。大家过分客气地谈论着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种场合好像总是这样。我们中的最后一个表演结束后，好像是无休止的等待。然后，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结果。他是对我讲话的。没有时间感到放松和高兴，甚至疲倦。现在，我得回到屋里接受执行理事会的祝贺。

后来我才知道确切的结果。第一轮投票中，我获35张，与我最接近的对手获34张。另外两个候选人退出第二轮投票。在这一轮中，我和我的对手分别获46和43张。一般来讲，下一步应该是为了做做样子，或者表示没有任何恶意，执行理事会应一致投票选我为候选人。但是不幸的是反对我做候选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继承的是一个需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协会。这就意味着我要把那些未掩饰对我不满意的人争取过来。

但那是明天的事。首先，我必须向在格兰瑟姆的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丹尼斯是完全联系不上的。因此，他全然不知道我在芬奇利的一切，不知道这些会令他高兴的事。不久前，我留给他写信，谈了我当候选人的前景，但是他从未收到那封信。又过了几天，他从约翰内斯堡途经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前往拉各斯，在转机的时候拿起一份别人丢下的伦敦《旗帜晚报》。他在翻阅各版时发现了这个惊奇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选拔为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候选人。我好像总是给他惊奇。

次月上旬，正式通过我为候选人的会议是我在整个芬奇利选区协会全体人员面前表现我自己的第一次机会。这次我又穿了一套纯黑色外套，戴一顶黑色帽子。选区主席伯蒂·布拉奇为我做了介绍，我后来才知道她的介绍极尽赞誉之词，几乎让人尴尬。　她后来成为我的强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伯蒂拥有当地最重要的报纸《芬奇利报》，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我的一种优势）。我进入会议大厅时，大家热烈鼓掌。我利用此次机会比较详尽地谈了国际及国内事务。我竭尽全力，因为我知道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我将是唯一当选的候选人，但这次会议并不像通常那样只是个形式。仍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我作候选人，主要是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伙人。她们希望重新选拔候选人：而我决心扭转这一困难局面。对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