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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承诺实际上搁置起来了。但是。到底这种体制对移民的净额有多大影响还是值得怀疑的。

1972年8月麻烦来了，当时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宣布大批驱逐那些独立后仍审慎地继续持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9月份，整个一次内阁会议都用来讨论乌干达的亚洲人问题。我们心底里都在想，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持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现在也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当我到内阁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应当坚持我们宣言里的承诺，即不应“再有更大规模的移民”。但特德一开腔就说，“我们不可能拒绝接纳这些被驱逐出境的英国护照持有者。总检察长波得·劳林森解释说，按照国际法，我们有义务接受他们——如果不考虑国内的移民法的话。这以后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争论了。后来我感到，从其他方面来考虑，这项决定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无法规避我们的人道主义义务——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接受这一义务。我看到来到我的选区居住的亚洲人是令人钦佩的勤奋的人民。而且这一措施确实被证明是严格控制移民规则的一个例外，而不是走向放弃这条规则的第一步。

然而，我的直觉准确地反映了党的感受。党内对此决议存在一种极为不安的情绪。伊诺克·鲍威尔在当年党的年会上发言，强烈反对这一决议。11月下旬，由于大量后座议员对新移民规则的反对，政府的动议未被接受，特德本人也动摇了。他认识到，公众舆论不会容忍这种现象重复发生。他成立了一个由大臣组成的小组来研究制定一项阻止移民再次流入的立法。12月份该小组向内阁报告，不主张制定立法，而主张发表一项“声明”，宣布英国不一定必须接纳被驱逐的大批人员，而是在国际上进行磋商。这时内阁中产生了分歧，因而这种设想也失败了。这是首相的想法未获通过的少数情况之一。

我们的移民法案在下议院遭受失败后，内阁讨论移民问题时认识到，人们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不满，给移民问题火上加油。要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就需要再回到经济问题上来。

第四节　逆转的路程

1972年1、2月份发生了3件事一矿工罢工，上科莱德造船厂的财务问题和失业总数达100万。这3件事考验了政府的决心并发现政府缺乏决心）当失业人数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100万大关时，总是令人震惊的。经济学家们称失业为滞后指标。当时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它刚刚达到高峰就开始下降。1971年失业的增长事实上是1969—1970年罗伊·詹金斯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后果，鉴于1971年货币政策已经大大放宽，主要是放松财政管制，我们本来可以坐等这一政策产生效果，即失业人数从1972年开始下降。事实上，特德从来没有相信这一分析，而且他大大低估了取消信贷管制的刺激作用。他认为有必要采取紧急财政手段刺激需求和降低失业。这一信念影响了他作出的各种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它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从而使下届工党政府蒙受了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减少了许多工作机会，而不是保持这些机会，它最终导致了更高水平的失业。

政府对上科莱德造船公司的态度来源于对更高水平失业的后果的恐惧。同时这也被看作是对左翼好斗分子的威胁的屈服，因此，也就成为了我们的一条新罪状。1970年12月份我们第一次讨论该公司的问题时，内阁作出了相当强硬的反应。大家同意政府不再对上科莱德造船公司集团继续给予支持，但还留了一条救生索：只要厂方同意关闭科莱德船坞，并将亚罗造船厂从科莱德集团分离出来，我们将继续提供信贷保证。亚罗造船厂是为皇家海军提供重要装备的工厂，它似乎还可以抢救过来。但是，到1971年6月，上科莱德集团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宣布进行清算。紧接着科莱德塞德的工人举行了抗议罢工。7月份，由好斗的车间代表领导的工会会员们占领了科莱德集团的4家造船厂。

1971年秋，内阁进行了进一步讨论，但政府沉溺于与工会谈判，相信工会能够影响好斗的车间代表。这些人是工人占领工厂的幕后策划者。内阁经济委员会同意，在清算人寻求解决办法期间，政府继续提供经费以使造船厂能够营业。但条件是工会要作出可靠的保证，对新工作条件进行严肃的谈判。我的一些同事强烈批评这种做法，他们有理由地保持着警惕，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危险，看起来像是在一文不值的担保面前做出了让步。但经费还是提供了，谈判还在进行着。

现在，公开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失业而不是造船业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