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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议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直接选举议会的白皮书于11月出台。但影子内阁对此应如何反应，意见极不相同。在准备1976年1月进行的关于白皮书的辩论时，艾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和伊恩、吉尔摩要求在我们的修正案文字中提及保守党对苏格兰议会的承诺，而反对“权力下放”的人则争论说，如果我们不再重述这个承诺，工党内反对“权力下放”的人的弃权可能会使我们胜利。我暂时听从了艾历克·布坎甫—史密斯的意见。

争论在1976年继续进行。朱利安·艾默里和莫里斯·麦克米伦显示出他们是保守党阵营反对“权力下放”的有力领袖。威利设计出一项希望全党能团结在其周围的方案，5月份在琅思召开的苏格兰党会议上我使用了该方案。我们重申对直接选举苏格兰议会的支持但又表明我们反对任何以政府提出的白皮书为基础的计划。为了加重语气，我补充道：“我不能支持这样一个苏格兰议会，我们谁也不能支持成立这样一个议会——如果我们认为它可能使联合王国陷入危险境地的话。”在珀思的这场演说听众反响良好，但它显然解决不了党内纠纷。

我开始坚定我们的反对派立场，在11月份，当该法案公布时，我与二位宪法律师——伯明翰的扬德里教授——共进晚餐，讨论其中的细节。我也见了宪法学者内维尔·约翰逊多次。我听得越多，越仔细地阅读这项法案，就越觉得它对联合王国是危险的。它带来的是官僚主义和无休止的争吵，而指望它能抚慰那些想要独立的苏格兰人则越来越不可能了。再者，1976年11月我党私下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证实了我对“权力下放”问题对选举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怀疑。苏格兰人的意见四分五裂：政府的“权力下放”计划只获得了22％的支持——比我们党的主张所获支持（26％）少，甚至比“不进行任何变革”（23％）都少。只有14％的人赞成独立。一项深远的宪法变革需要比这多得多的公众支持。

在1976年11—12月问，该法案即将在议会进行二读（辩论是否采纳该法案）。影子内阁为此进行了4次辩论，讨论是否要发出一个要求保守党议员出席议会辩论的紧急通知来投票反对这项法案。我们的态度再也不能不明朗了。不仅我们后座议员中的绝大多数，影子内阁的部长们也大都不赞成“权力下放”，至少不赞成任何与“白皮书”观点类似的做法。但在“权力下放”的支持者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条：他们认为这是唯一阻止苏格兰独立的办法，甚至一些极不喜欢“权力下放”措施的人也行事谨慎，惟恐给人以反苏格兰或超越了苏格兰保守党领袖的印象。但直到最后，在一场12月2日星期四凌晨结束的马拉松式长会上，我们决定——有很注目的少数人持异议，包括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一发出要求保守党议员出席议会辩论的紧急通知来投票反对这项议案。

我根本就不幻想我们这么做会没有人辞职抗议。我想把辞职数量降到最少，但同时也不削弱对“权力下放”的攻击力度。影子内阁会议后那天上午，马尔科姆·里弗坎德、乔治·扬格、约翰·科里、赫克托·芒罗、哈米斯·格雷和拉塞尔·费尔格里夫（苏格兰党主席）来见我，说应该给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特许，让其在投票中弃权，否则他们6人就都从前座议员位置上辞职。对此我不同意。让我生气的是第二天早晨的《金融时报》登出了这次谈话内容。代表党内左翼的“”保守党改革小组“——当它成立的时候，我曾以假设的无知口吻写信给它的发起人之一罗伯特·卡尔，间他们到底想”改革“什么——他们把我们描述成”下定决心在苏格兰选举中自杀“。后座议员们的态度则不同。当那天晚上在1922年委员会宣布发出紧急通知的决定时，人们大声欢呼。当然，当特德·希思4天后在格拉斯哥突然宣布说他自己不会投票反对这项法案时，我也并不感到吃惊。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适时地辞去了他的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大臣一职，同时辞职的还有马尔科姆·里夫坎德。4名其他前座议员也想离开，但我拒绝了他们的辞呈，甚至允许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辩论中与我们唱反调并且投了政府一票。没有任何政党领袖能比我更宽容。为填补艾历克·布坎甫一史密斯留下的空缺，我把特迪·泰勒从贸易部调来做影子内阁的苏格兰事务大臣，他的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稳健早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你知道这场辩论，甚至很可能是这次投票，将暴露出自己一方的分歧时，而且你还不得不作为前座议员发言，这真是令人气馁的事。但我在12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