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第1/4 页)

玫奖；ぁ！�

在此后的半年内这一战略会获得成功，但在短时间内尚属未定之天，因为党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希望我们支持政府，反对工会。年会季节结束时我们落后于工党5。5个百分点，这并不令人吃惊。

为了举行竞选，大家的精神都紧张起来，即将举行大选的前景取消后，两个党的一般纪律都松弛下来。在工党内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问题上。在我们党表现在罗德西亚问题上，先是在年会上，后来在众议院中。

在影子内阁内部，彼得·卡林顿在年会上辩论罗德西亚问题时最强烈地反对接受一项修正案，这将使我们承担取消制裁的义务。彼得的路线是，尽管制裁大体上是徒劳无用的，但在爱国阵线的眼里取消制裁将构成事实上承认当年早些时候的所谓“内部解决”。按照这一解决方法，伊恩·史密斯已经把温和的黑人政党带入政府，而这些政党自称代表了黑人的多数，这是有疑问的。彼得辩论说，在罗德西亚争议上把各个政党拉在一起，当我们已经采取支持某方的立场时，将使我们处于极为虚弱的地位。约翰·戴维斯为了维护这一被扭曲和不得人心的路线，发表了一通杂乱无章的讲话，高声的责问不断打断他的发言。他看来疲惫不堪，我看到当他坐下时他摸摸头，很是痛苦。我探过身子问他出了什么毛病，他说他的头像要裂开一样疼痛，他3天没有睡觉了。我不愿听到这种消息，我告诉他必须马上回伦敦作脑部透视。开始他不同意，后来同意了，用我的车把他拉回去。检查发现他患了恶性脑瘤，几个月后不幸病逝。

在年会上发生的辩论给议会党团的情绪火上加油。雷吉·莫德林是坚决反对内阁在众议院就制裁问题投票时采取弃权的路线的后座议员之一。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这条路线，因其他情况半斤八两，我将参加投“反对票”的行列。但最好是全体后座议员造反，这比在这微妙的时刻损失影子内阁成员要好。最终114名保守党人违反督导员的意志造了反，包括两名资历浅的发言人，他们随之离开前排座位—这是自1945年以来保守党人最大的造反行动。

几天以后我重组了影子内阁，弗朗西斯·皮姆代替了约翰·戴维斯，约翰·比芬回来负责小企业，委派马克·卡莱尔代替诺曼·圣约翰—斯蒂沃斯负责教育，诺曼还担任影子议会的议长。大选近在咫尺，我基本上把各个派拢在了一起。

年底前我把令人尴尬的工资政策争论稍加平息。在10月份伯威克和东罗森的补选中我们未能获胜，几位后座议员朋友公开抱怨特德·希思在布莱克普尔的干预性讲话。我到独立电视新闻台去讲话为他开脱，也许做得慈悲有余了。在年会过后的几个星期中，我暂时听从了以波得·桑尼克罗福特为首的一伙同事的呼喊，他们要求我采取在“正确的经济思路”中提出的工资政策。我在圣诞节前的一周在帕丁顿的讲话中表达了这一意思。

困难的一年就要结束了。在民意测验中我们落后于工党，从我们的表现来看好象我们愿意永远当反对党，而不是一个潜在的政府，这一失误被现政府欣然利用。在下议院，政府企图制裁福特汽车厂，因为它给职工的增资超过了5％的标准，我们成功地挫败了政府。这时，首相得以描绘出一幅图画，表明一个负责的少数派政府，怎样受到保守党的机会主义的阻挠而不能维护国家的利益。次日，有一场“信任案”投票辩论，政府以10票的多数得以生存下去一而我的发言十分不佳。

的确，我们在改造党和公众舆论方面按照我认为需要的方向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事件对我们有利，如格伦威克事件中出现的情景，特别是与工会作交易的“社会契约”的失败。由于工党工资政策破产，我们保留制定自己的工资政策的选择，这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样使我烦恼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纲领没有明确的承诺实行变革，特别是关于工会立法的变革，我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至少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七节　工党的报应

工党的时间在流失。1976年这段历史和哈罗德·威尔逊一起留给吉姆·卡拉汉一手坏牌。他像一个玩扑克的好手，运用技术、玩牌人的风度以及简单的吹嘘，尽量推迟失败的到来，以便等待时机，突然变出一张或两张王牌。然而，1978年变成了1979年，倒霉的事接踵而来。12月12日星期二，代表全国保健服务界和地方当局的工会拒绝5％的增资限制，宣布他们将在新年期间罢工。12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捣乱，雪暴、风暴、洪水相继袭来。1月3日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