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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是减少所得税，这一方面是因为边际税率，特别是对那些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妨碍了就业，并鼓励人们移居海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我们的宣言中已作出了如此坚决的保证、但是当必须履行的政治与经济责任互相发生矛盾时，经济的需要应该占第一位，如我们提出了直接税，这是为了在那个不得人心但很关键的1——981年的预算中控制赤字和制止通货膨胀。

经济战略有4个互为补充的基本组成部分。按时间和重要性说，首先是反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中以及在英国人的心理上已经根深蒂固。在战后的年代里，它连续不断地达到更高的高峰。如我所讲过的，在1975年已危险地接近极度通货膨胀。结果，更难以消除通货膨胀。只有长期坚持减少货币增长和改变人们期望的政策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从80年代起，在中期财政战略的构架中采用了货币政策，辅之以减少政府借款的财政政策。像任何真正的战略一样，它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例如，当作为货币政策一项措施的某一货币总量出现问题时，就有必要想其他的办法。还有，像任何战略一样，它自己不会消除错误的可能性，但它限制了这类错误的范围。由于过去几年坚持了这一战略，因此，尽管有困难，它获得了信誉，这本身就增强了对经济的信心。在1981至1986年期间，由于中期财政战略一直是我们政策的核心，因此使通货膨胀从（1980年5月的）21。9％这一高峰下降到（1986年夏季的）2。4％。在80年代中期，它平均为5％左右，直到1987年至1988年我所反对的对前联邦德国马克的汇率尾随使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它上升得很快，1990年10月达到了10。9％的高峰。在我离职的那个月它开始下降，在1991年下降很快，那时，1988—1990年的高利率已经再一次地控制了货币增长。直到我离职时）对国内货币情况的估计一直是最后决定通货膨胀政策的因素。

可是，一个月以前，英镑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这充实了中期财政战略。这是想向金融市场表明我们致力于低通货膨胀的决心是不动摇的。但是那时在汇率机制内维持平价成为了它自身的目的，因为汇率机制变成了更加僵硬的体制，变成了走向单一货币的传送带。这导致了货币的过分反应，肯定会使通货膨胀很快下降，但代价是会使英国经济遭受异常严重的衰退。最后，这一政策无法支持下去，英国只得离开汇率机制。

自那时以来，政府执行了一项谨慎的政策，通过回到某种国内的货币主义使通货膨胀下降。这表明政府正确地重视稳定物价。现在所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像原来中期财政战略的可靠的构架，这对预期的通货膨胀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抑制因素。这不应该包括英镑回到即使是经过改革的汇率机制，因为市场很清楚地知道你能够再一次离开你曾经离开过的机制。它也不应该承担给予英格兰银行新的自主权。最终是政治家必须对经济政策负责。但是他们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样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就不会重复这些错误。

80年代第二个优先考虑的事项是控制英国的财政。在1975／1976年度，公营部门借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了9。2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措施的影响下，工党政府对它进行了控制，但在1979年大选时又上升了，当时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超过了5％。1981年的预算牢牢控制了公营部门的借款，在我担任首相时，对此从未放松过。在1987／88年度与1990／91年度之间，我们还偿还了270亿英镑的债款，将国民收入中政府债务的比例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的最低水平。至于公共开支费用，虽然由于1980／81年度的严重经济衰退使更多的人失业，使政府的岁入减少，从而增加了公共开支费用，但我们仍扭转了以前的长期趋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共开支的比重在1982／83年度与1988／89年度之间持续下降，在1988／89年度低达3——9。25％。在1989／90年度与1990／91年度期间，这一比例回升了1％，达到了40。25％。这部分原因是地方当局大量超支（它们知道可以将此归咎于社区税），部分原因是为了便于推动1990年实行的国民保健制度改革，还有部分原因是经济正走向衰退。可是在这整个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公共开支费用比重从1979年的42。6％下降到了1990年的40。25％。

由于这些年对公共开支加紧控制，才有可能减少税收。杰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