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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希望我给二蛋同志一个比较壮烈的牺牲场面，可惜我不能，这个故事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悲剧，因为这就是“另类民兵”葛二蛋的结局。他是一个烈士、是民兵，更是一个农民，农民倒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正如将军死于沙场一样，应该无憾。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西西河的朋友瑞兄写的一段话，他说：“农民不用交地租了，都吃上白面馍馍了，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了。作为农民的后代，这就是我心中的太平盛世。”当时有的朋友觉得他的标准太低了，不过马甲我倒挺同意瑞兄的感受。我觉得，在中国，只要能要让所有爱护土地的人；　都得以安详从容地守护土地和家业、并能够从土地中收获应有的幸福和尊严，那就可以算是我们的太平盛世了。

农民和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红军时期的苏区，日后能成为将军；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上海滩，能成为黑社会；还有朋友说，葛二蛋若活到解放后能被枪毙了……这些都有可能。但我还想假设，如果葛二蛋能活在今天，或许，他也会高兴的。

第三十一章

二十年前，马甲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愣头青，常年在乡下转悠，没事就和少数民族朋友“拼酒”，总是弄得醉熏熏的。

有一天，马甲在岑巩（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狗肉，照例是喝酒划拳。

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卖野菜的苗族老头，他和店家谈成了交易，一边等着老板付钱、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厮闹，好像很愿意参加的样子。

老人家身形瘦小、步履蹒跚，黑黑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苗族老汉都是这样，从六十岁到一百岁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刚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可是，当店家介绍说“这位老人家参加过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叫人惊异万分了。

马甲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老头在吹牛，想骗酒喝。”但这牛皮吹得实在够大，所以让他骗一点吃喝似乎也是值得的。于是，大家就抱着随便听听的态度，把这位瘦小的苗族老人请上桌来。

几块狗肉下肚，苗老汉就开始“编聊斋”了：

想当年，南昌暴动的时候，我在二十军一师二团当兵，军长是贺龙。我们是1926年跟着欧师长编入贺龙的部队的，当时在二十军里面，我们一师是“票子兵”（金钱招募的士兵），各方面的技术比较好；二师是“绳子兵”（抓壮丁捆来的）、三师是“学生兵”，他们都不行。

暴动的当天，我们并不知情。团长只是宣布“加强戒备、不许外出”，营房值勤的力量增加了，整个班整个排的上去站岗，其他人睡觉的时候也不脱衣服，把子弹带系在身上，抱着枪打瞌睡。

战斗是半夜里打起来的。先是二师的部队进攻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警卫团，死伤了很多人，打不进去，他们就来请我们一师增援。我们出动了一个营，任务是攻下朱培德指挥部的大门。

到那里一看，敌人在大门口摆了六挺水机枪，子弹顺着街道猛扫、就像刮风一样，根本冲不过去。

军长和师长都来了，非要拿下阵地不可。欧师长叫我们五个人六个人一组、抱着枪往前面滚。他说：“水机枪的枪口不灵活，平射还可以、朝地面打就打不准，我们滚着前进，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

我滚的是第几排记不清了，反正两个连的人都在打滚，二百米长的街道滚了快一个钟头。到最后，冲锋号一吹，大家就爬起来往上冲，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扛，掉头就跑了。

于是，我们就占领了朱培德的指挥部。

第二天，开大会，很多人发言讲话，我们都不认识。我当时没觉悟，听不懂那些，只知道是暴动了。上面给每个人发了一根红布条子，挂在脖子上，当作识别标志。我们的步枪也换成了“三八式”，这是新式武器，扛在肩上十分神气。

开完会，我们被指派去保护长官的家属。当时从外地来了很多共产党领导，有的带着家眷，上级派我们充当临时的马弁。我跟的那位夫人姓赵，她的丈夫是个党代表（马甲我查了查资料，吓了一跳：该“夫人”应该是赵君陶，也就是赵世炎的妹妹、李硕勋的妻子、李鹏总理的亲娘）。

8　月5　日，我们奉命开拔。

共产党在南昌城里到处贴布告，宣布“通缉蒋介石”。离开了南昌，我们才发觉城外头到处是蒋介石的布告，写着“通缉贺龙”。于是就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