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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元标的呼号（1）

一切事情都应该从1622年谈起，这一年是天启二年。刑部左侍郎邹元标上疏，请为万历朝第一任首辅张居正恢复谥号，并在奏折中称张居正对大明朝实具有不可磨灭之功。这一年距张居正死已整整四十年，距他被削官抄家三十八年。我们先向前看，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甘肃巡抚梅之焕向内阁递交文书，谈到当时的弊政时说：“使今日能有宗无实，振纪纲如张江陵者，斗筲之徒敢若此耶？”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试御史方震孺上疏称赞“皇祖之初政，事事严明，江陵之相业，事事综核”。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御史周宗建针对浙党败坏封疆，缅怀道：“张居正留心边事，然后有隆、万五十余年之款贡。”

那么，我们再向后看，在邹元标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九年后，也就是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喊冤，时距张居正死已近五十年。十年后，也就是1640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四年的时候，崇祯皇帝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同敞中书舍人。

在这些缅怀和请为张居正平反的人中，有一个人是最特殊的，他就是在万历五年（1577年）“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廷杖，而屁股差点被打烂的进士邹元标。

天启二年（1622年），他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有人问他：“您把廷杖之事忘了吗？当初，可是您上疏大骂张居正无孝无忠，是个禽兽的。难道，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

邹元标回答道：“当初他不守制是他有罪，作为臣子不得不言。今天想来，张居正的功劳的确很大，谥号不可不复。”

这些人对张居正的缅怀与请为其平反，说明了一件事：张居正当政期间的改革业绩是不可被抹杀的，他确实是对明王朝有着大功的一个人。但也正如邹元标所说，万历五年（1577年）的“夺情”事件，张居正的确是有罪的。

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万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这一天，首辅张居正得到了老家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有点慌了，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月的二十七个月，需在家里丁忧。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以道德为国家经纬的大明朝对丁忧制度更是慎之又慎，按照这种规定，张居正不能不回老家丁忧。

但他不能走！改革大业正好进行到了一半，他用了五年时间才将朝廷纲纪梳理得井井有条，接下来，他正准备在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二十七个月对张居正来讲，无疑于一生，他一生的理想很可能就会在这二十七个月里被他人扼杀。

张居正很可能在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想的都是怎样不丁忧，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夺情”。所谓“夺情”，其实就是皇帝不让你回家丁忧。因为明朝有过先例，宣德元年（1426年），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明宣宗下诏起复；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大学士杨弘济母死丁忧，随即起复；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父死，宪宗下诏起复。这三件事情在张居正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凭借着大智慧，他决定策划一起“夺情”事件。

但就在他行动之前，内阁次辅张四维上疏万历，称坚决不能让张居正走，一定要“夺情”。因为有往例。万历就下旨，张先生坚决不能走。

张先生觉得就这样不走，似乎说不过去，于是，他给万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闪烁其词地说了这样一件事：父亲死了，我不走不好；可我一走，如何是好？

是啊！整个帝国现在正在张居正的规划下向前行进，一旦这个重臣离开，万历可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此时，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也上疏请留，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都上疏请皇帝将张居正留下，似乎张居正一回家尽孝，天就要塌下来一样。万历就顺水推舟，要张先生必须留下。

张先生“只好”留下，为了不给反对者以口舌，张居正屡屡上疏，还是要求离职守制，以尽孝思。万历在张居正好兄弟太监冯保和他母亲李太后的要求下，坚决不让张居正尽孝道。最后，万历经过张先生的建议，取了个折中的主意：可留在任上守制。也就是说，事务还是要处理，但可不上朝。这种“不坐班”的方式很让张居正满意，一方面，他的确在尽孝；另一方面，权力并没有被人夺走。他本以为一切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却是，事情才刚刚开始。

邹元标的呼号（2）

首先发难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把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