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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苹果树下”董桥的文章，打个电话跟他问好，他跟我说他要退休了，想静心看书写书，给自己一个优雅的空间，“苹果树下”这个版面将会停掉，他的专栏也不写了，四月底就完全退出《苹果日报》，他称这是“裸退”，意思是完全退出，要我通知金圣华。我和圣华怅然若失，仿佛我们的文字都将变成流离失所的孤儿了。

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圣华介绍我与董桥夫妇认识，转眼间五个多年头。五年多前我在海南岛度假，马家辉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和董桥吃完晚饭正开车回家，他说席间董桥翻阅他的新书《爱恋无声》，夸赞我给他的序写得好。我这个初生之犊能够得到文学大师的青睐，高兴得惊叫，心想如果有机会跟他学写散文那该多好。

其实我应该称呼他老师的，也应该称呼金圣华、龙应台教授的，但是他们都坚持我叫他们名字，直呼名字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我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常常暗自庆幸能有这么多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跟董桥见面，他赠我的金句，让我豁然开朗，文章大有进步。因为之前最让我苦恼的是文章写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收尾，总以为“起”、“承”、“转”、“合”，最后的“合”是要完美的总结。董桥说你爱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用管那么多。并指点我即使只是看窗外的景色都可写六百字。从此文章写完，必定追着他讨教，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堂堂一位《苹果日报》社长，可能被我追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在电话中和圣华慨叹时间过得快、世事变迁多，突然间我和她异口同声地说：“咦……我们还有一个‘家’在《明报》的‘明艺’版，每个月在那经营一千字。”

说到专栏，虽说一个月交一篇，感觉上刚写完一篇，没多久又被催稿了，每到这时候总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不用靠写稿吃饭，一个字不到一块钱，我怎么养家活口啊。忧的是怕写不出来交不到稿，每到催稿的时候就唉声叹气，还好朋友和女儿都跟我打气，帮我出主意。文章写好要先过了金圣华这一关，还不惜工本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洛杉矶跟朋友研究，总是一改再改。

杨凡优哉游哉地在土耳其度假，天天接到我的电话，跟他诉苦说没有灵感写不出东西。最后他说：“你就写你写不出来的感觉嘛！好！现在马上挂了电话开始写，周围的小精灵会来帮你的，只要你开始动笔灵感就来了。”

灵感这东西真奇怪，我靠在床上，拿起床头的iPad，从四五点一路写到早上九点，居然成了。

估计九点董桥应该起床了，打电话跟他道早安，主要是问他介不介意我写他裸退的事，他说可以。回想在“苹果树下”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仙人》，现在董桥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优雅自在的仙人生活，愈想愈为他开心。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我与董桥

不舍

依依不舍，依依不舍。二零一零年的六月四号，我这株小草以一篇《仙人》开始，在“苹果树下”和许多好朋友及一些杰出的作家，在大家长董桥的呵护下各“书”己见。

二零一四年的四月二十七日，是大家分手道别的日子，“苹果树下”这版将从此告别《苹果日报》。董桥说：“你毕业了，可以戴方帽子了。”直到今天我都没搞懂作者跟报社的关系，每次写完稿请大家长指点后，他都说：“这个礼拜天登。”我就顺理成章地上了“苹果树下”，到礼拜天刊登的日子又兴高采烈地买十几份寄给各方好友。

“苹果树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作家都是家庭的一分子，他们跟你分享他们的思想，他们所知道的人、事、情。还记得邵绡红写抗战时期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冒生命危险帮她父亲邵洵美搬家，在大卡车从沦陷区到上海租界中间的一座桥上，被日本兵拦截盘问的惊心动魄画面。还记得杨凡写张大千送给张夫人的《忆远图》，上面题的字“云山万重，寸心千里”。还记得顾媚写画家赵无极的前妻朱缨自杀身亡前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只有凌乱的七个字“一片冰心在玉壶”。还记得金圣华写傅雷曾说的“赤子之心，永远不老”，文中并提到“文革”初期傅雷夫妇不堪受辱，以死明志，双双自尽前还留下现钞五十三点三元作为他们的火葬费。还记得……这许许多多的记忆丰富了我的生命。

董桥经常写他收藏的文玩字画、旧书装帧，文章不分段落，我总是一口气读完，虽然不容易懂，有时重看一两次，每看一次都有新的得着。

被退过一次稿才知道大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