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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刚、钱穆都支持冯友兰的观点。

当时，胡适发表了《与冯友兰先生讨论老子问题》和《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等文章，提出与冯友兰商榷，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冯友兰也发表了《老子年代问题》和《读“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答胡适之先生》予以回应。在当年学术争鸣很宽松的气氛中，他们之间并没有因此而结怨，胡适不失身份地表示：冯友兰的观点不能使他“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在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开始对留在大陆的冯友兰采取情绪化的否定态度。他没有确凿的证据推翻冯友兰的“孔子早出说”，却顽固地坚持他的“老子早出说”，甚至以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来攻击冯友兰，显得有失大师风范。

冯友兰与胡适的观点不同，但他并没有否认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功绩。他认为他的“哲学史”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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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灵犀一点通：胡适与吴景超

社会学家吴景超，字北海，生于1901年，安徽歙县人。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2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

吴景超在清华读书时对胡适很敬仰。当年胡适倡导新文学革命，思想激进，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很大。在美国留学期间，吴景超开始与胡适通信。他将胡适尊为师长，吴景超写的文章也常寄给胡适审阅。当时，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特别是在国共两党的问题上，几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吴景超也被邀请参加，并且捐赠经费30块大洋。在十几个成员中，他年龄最小，捐赠也少，属于“独立评论”社的“小字辈”。当时，他们每周聚餐一次，以胡适、丁文江、蒋廷黻为首的几位高谈阔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吴景超出席聚餐时，认真聆听胡适等人的高见，眼界大开。有时他有些疑问，向胡适请教，都能迎刃而解，使他思想豁然开朗，因此对胡适更加崇敬。胡适对吴景超也很器重。1933年冬天，《独立评论》开展“*与*”的讨论时，蒋廷黻、丁文江公然迎合蒋介石的意愿，主张中国实行专制*。胡适却希望蒋介石实行美国的*政治，反对*专制。在持续一年多的讨论中，吴景超坚决地站在胡适一边，所发表的观点深得胡适的赏识，不久他就将吴景超安排为《独立评论》的编辑。

1935年冬，吴景超奉命离开清华，随翁文灏、蒋廷黻到南京行政院任职。吴景超举棋不定，就去找胡适请教。胡适当即表态支持他到政府任职，并鼓励他要“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领袖”的程度。1948年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发行金圆券失败，胡适向蒋介石举荐吴景超协助解决善后问题。但这次吴景超对胡适的举荐并没有遵命，原因是在20世纪30年代，吴景超在南京政府任职时，与翁文灏相处不睦，他不乐意去帮助翁文灏去收拾残局。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很关心吴景超的未来，专程派人给他送来两张飞机票，希望吴景超与他一起飞到南方，可是吴景超被婉辞拒绝。他奉劝胡适也留下来，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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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默契，诗句传情：胡适与杨振声

教育家杨振声 胡适与杨振声既是师生又是同事。杨振声，字今甫，山东蓬莱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两年后胡适到北大任教，年长于胡适一岁的杨振声就成了他的亲传弟子。或许是几乎同龄的缘故，胡适与杨振声相处得很投契。在杨振声和一些同学组建学生社团“新潮社”时，胡适亲临指导，对该社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五四”运动爆发时，杨振声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曾因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而被捕。在1919年杨振声从北大毕业时，胡适考虑到他的处境，推荐他到美国留学。

1924年杨振声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与胡适成了同事。他们的关系更密切，经常切磋文学创作，杨振声酝酿和创作小说《玉君》时，从胡适那里得到很多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