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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希望将财政税收经过一段整理，就可以增加军事力量，无奈事与愿违，新法一颁布就发觉行不通，弊病百出，又等于骑虎难下，难能立即取消成命。经过神宗（赵顼）、高太后、哲宗（赵煦）、徽宗（赵佶）的左改右改，起用王安石、罢王安石、用司马光、罢章惇、用蔡京，所谓“熙丰小人”、“元祐党人”，正符合“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的评论，一直闹到北宋覆亡。

今日看来，这“王安石问题”，主要的是技术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刘子健（James　T�C�Liu），在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Cambridge；）书中提及新法可能在社会上有不合实际的地方（）。。中国传统理财的办法，培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以低税率广泛地全面征税，无独立的司法机构，足以保障执行法律时，全部不折不扣。其利用监察制度，也只能希望施政时大体符合民心众意，所以以道德为标榜。如果照现代商业型的理财办法作基础，则必须尊重私人财产权，不能法律条文上已经有成例的时候又半途加入道德问题而添削增减。而且只希望政府人员守法仍不够，一定要使尊重私人财产权的观念，成为社会风气。北宋的财政集中，本来就有现代化的趋势。王安石的措施，更有骤进财政商业化的宗旨。如果新法行，纵使政府不立即成为一个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业务，它不能在动员供应军民时大小事项全部由衙门吏役自办，而必须民间服务的机构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那么它们的公司法、破产法、继承法等等，至少也应有现代民法的雏形，这些条件不能在当日文官组织行得通，也不能在中国社会里行得通。

所以我们批评王安石，不应因他的思想目的和我们今日经济见解是否相符而预作结论，一定要看当日社会组织结构才能定夺。这样看来记录俱在；他的“方田法”在汴京附近二十年还不能完成。“免役钱”先在农村里强迫实行金融经济，这金融经济在城市里反行不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青苗钱”无银行在后面作根本，无法监视借贷者的权利义务，县官以整数借款，交给若干农户，而责成他们彼此保证，也不管他们愿借与否，而强迫他们秋后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有些地方并未贷款，也责成交息，即系无名目地加税这些地方可以从《宋史》中看出。参阅《宋史》（北京，1976标点本），册13，卷127，页4200；卷128，页4244；卷129，页4281；卷130，页4303；卷139，页4549；册29，卷312，页10227；册31，卷338，页10810；卷344，页10927，10930。。

总之，赵宋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行政的根本，而下层的农村组织赶不上。王安石的中层机构，不可能现代化，只是官僚政治，发生大规模虚冒现象。《宋史·食货志》提及：“自熙宁以来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俵籴、兑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司马光说兵数十万，“虚数也”《宋史》，册13，卷175，页4243；册14，卷190，页4708。，这种情形至南宋未止。所谓“经制钱”及“板账钱”不知系收入还是支出？系预算还是决算？系按固定税率征收还是责成包办？又发行大量票据，只有庞大的数字，而缺乏现代的会计制度去厘正考核，最后的结果，则是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反不如北朝以落后的经济作基础，反能将大批人员给养装备交付于战场。

元朝入主中国，也不能解决这问题，只好让华北成一系统，华南又成一系统，提倡大量减税以收拾人心，实际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其缺乏政策上的一贯方针，是元朝政局不能稳定的一大主因”元代经理南北不同的情形，经《元史·食货志》综述。参阅《元史》（北京，1976标点本）。而尤以“税粮”一项，称“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文见册8，卷93，页2357。Herbert　Franz　Schurmann，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Mass；1956）对于元代财政缕述周详。元朝的南北分制，遗留的影响，至明代未止。日本学者山根幸夫曾对明代华北的情形，做过一段研究，其特征显为明代遗物。。

1368年朱明王朝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