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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抄家与遣返），更是一种责任，让我不计艰苦、倍加努力，尽早为他们落实政策！

那年的深秋，我们到北京延庆县深山里的一座小村庄，去找一位李姓的“历史反革命”“落实”他的政策，其实是去通知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是铁定的，因为我们到区、市公安局调查的结果，均为：解放前曾参加某反动外围组织，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在我们20几个“落实对象”中，是较“易”的一个。

汽车在通往延庆的崎岖山路上爬行。我清楚地记得，特别是到了一个叫“九里梁”的地方，汽车的速度骤然减慢，全车的乘客顿时紧张起来。道路极窄，一边是陡直的山壁，另一边则是百尺深涧，再加上几十米就是一个急转弯，真是令人心惊胆战！上车前就听说这里经常发生翻车事故，而整个长途汽车公司只有两位司机敢开这条路，并且只要稍有雨雪，车就停开，相当于封山。为此，山里村之落后，山里人之穷困，可以想见。和车上的人攀谈，我们所要去的小山村，一天的工分才五分钱，还不如养只小鸡生蛋，一个蛋还要七八分钱呢！我曾在农村插过队，自认为懂得艰苦，但我们那儿一天的工分再不济也有一元左右，和这里相比，家家都是“富农”哩！

天快擦黑时分，汽车终于缓缓到了终点。全车的人也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要去的小山村，就在终点站旁。

毫不费力，我们只打听了一位农民，便找到李姓“反革命”的家。那是一个用石头和石片搭起来的小屋子。虽然歪斜，却和旁边的房屋挤在一起，看起来还算结实。我们还没进屋，门口却已挤满看热闹的人。或许近十年了，还不曾有人去看望过这个李姓的人。

从档案上看，李姓人解放前大学毕业，自述“在上大学期间以为参加的是进步组织，后才知道实为反动外围组织，属上当受骗”。1975年当年至多50来岁，然而当我们在那间狭小的石屋里见到他时，真为他的苍老而吃惊：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腰似乎已直不起来了，沙哑的嗓音和着哮喘般的呼吸，站在我们面前似乎连大气也不敢喘，说他70多岁，绝对无人质疑！可见近十年的“人民监督”已把他“改造”成什么样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那混浊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说不清的眼神：是胆怯，是期盼，还是交相闪现？

同去的王师傅是政工组长，她先嘘寒问暖地讲了几句后，便很果断正规地对李“反革命”说：“党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消息你可能也听说了，关于你的问题，我们经过调查，并与派出所公安局作了核实，最后结论是：历史反革命的定性不能改变！因此，你还要继续留在原籍接受教育和改造！李××，你听清我的话了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我看到李“反革命”的喘息比刚才均匀多了，神情也安定多了。他站在我们对面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开始说话，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听见。王师傅立刻说：“你大点声音，我们一句也没听清！”此时，李“反革命”提高了嗓音却又十分平缓地说：“我诚心接受组织上对我的调查，我在解放前的确是做过错事，但是如果把我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请求政府对我宣布一次！”说完，睁大眼睛看着我们。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那个年代的故事（8）

他的话把我和王师傅说得一愣！我还没明白过味来，经验老到的王师傅先行还击了：“看来你还没改造好，还不甘心你的失败！派出所和公安局我们都去过了，那里的材料都写着在1952年镇反时你就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白纸黑字，难道还是我们编出来的！”

李“反革命”接过话去：“二位同志误会了，1952年镇反时给我定性为反革命，政府怎么没向我宣布过？如果现在定性，我请求政府向我正式宣布一次！”

王师傅立刻接过话说：“你可真够狡猾的！什么现在定性给你宣布一次，你是1952年定的性，政府怎么会没向你宣布呢？这不可能！”

李“反革命”说：“确实没有宣布过！不然，1953年我怎么还会有公民权呢？”

王师傅说：“这更不可能了！1952年定性历史反革命，1953年还会给你公民权？你可真敢说瞎话！”

李“反革命”辩解说：“我不敢说瞎话，我有证据！”说完，他走近靠墙边一个充当椅子的破木箱子，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上的锁。此刻，屋子里静极了，除了李“反革命”急促的呼吸声，什么也听不到。我、王师傅、后赶过来陪我们的村支书，还有几个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