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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

“彰化市。”我说。

“晚车回台北？”

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

“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

“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

”

“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

“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

“去讲演？”

“我不会做别的。”

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

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

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

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

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著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

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

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

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

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

以来彰化讲讲话？”

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

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

“要讲演？”我艰难的问。

“是，请求你。”

我看著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

心里不愿意，又为著不愿意而羞惭。

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

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

过几秒钟的班？

“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

“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匣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

么话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

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

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

我欠过生命线。

那么，还吧！

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

有权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

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

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

，悄悄的一个人去过吧！

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

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

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著。

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小

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

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

火车里，每一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

有隐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

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的在吃一个并不十

分可口的便当。这，使我更爱他们。

下火车的时候，经过同车的人，眼光对上的，就笑一笑。

他们常常有一点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了人，不太敢也回报一个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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