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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置之不理。因此武汉政治分会中诸委员乃一致主张对程潜采取行动。有时我将程氏蛮横态度向中央吐露，中央方面人物，如吴忠信等，竟怂恿我将程潜撤职。

在各种因素累积之下，程潜与武汉政治分会的关系，逐渐发展至非决裂不可的程度。武汉政治分会为此事数度开会密议，大家一致主张将程潜扣留撤职，并敦促我从速执行。一次，在程氏来汉开会时，武汉政治分会遂将程氏扣留，并呈请中央将其撤职，改派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所部在湘驻防的第六军，闻主帅在汉被拘，乃自动向江西撤退。鲁涤平在中央明令发表后，率其第二军入湘，接任主席。湘局既定，程氏即恢复自由，武汉政治分会乃拨巨额川资，送其东下，寓居上海。

此次拘押程潜，虽系程氏咎由自取，然事后我对武汉政治分会此一孟浪行为深觉过分。颂老受一时之屈，事后对我未尝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怀的豁达，实属可钦，而我本人则引为终身之疚，至今悔之。

完成北伐（1）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既经重建，唐、张之变也已平息，所部均奉令整编，预备继续参加北伐。由于宁汉分裂而左右为难的川、云、贵各省，至是也表示绝对服从中央。全国除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尚为奉军所盘踞外，余概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了。为彻底统一全国，国民政府乃决定完成北伐。

国民政府职权，名义上虽由蔡元培、李烈钧、谭延辏А⒄湃私堋⒍∥�谖逦怀Ｎ裎�备涸穑��侵醒胧导嗜�υ虿儆诮�壬�蝗酥�帧Ｈ唤�壬�粗耙潦迹��苊夤�寺钏�蔷��*者起见，特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

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将冯、阎所部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成立四个“集团军”，以资划一，并以蒋中正（兼任，何应钦代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其余不属于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

此项新任命的公布，表面上虽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通过，事实上则为蒋先生一人所策划。当时我适因公在南京，但是我并非政治会议委员，不便参加讨论。因而在政治会议开会前，蒋先生特地约我到他官邸谈话，并告知我此项意图。这多少含有市恩之意，而四人之中，当然以我受惠最多。蒋先生事先以此告我，以为我一定受宠若惊，谁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因为当蒋先生告诉我此项决策时，我一面静听，一面揣测其含义的本质。这新措施显然与蒋先生大权独揽的作风背道而驰。蒋先生何以忽然要将中央的权力分散到我们四人身上呢？他无非想利用冯、阎为北伐卖力，挥军北进击破奉军。至于我和李济深，不过是被用作陪衬而已。因冯、阎二人都是军界老前辈，资望在蒋先生之上，如番号统一，二人均将受蒋节制，颇使他自觉不安。所以蒋先生要把我超迁，与冯、阎并列，一则可以表示蒋总司令大公无私，不究资历，唯才是视；再则因为我原系他的部下，今日擢升与冯、阎平等，可对冯、阎起规范作用，使蒋总司令便于指挥。我同时想到我个人的名位，蒋先生今日与之，异日又取之，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我毅然表示不同意。

我对蒋先生陈述我不同意的理由，大意是说，设置政治分会的省份，概在交通便利、中央政令可以朝发夕至之区，并非中央鞭长莫及的边疆；而且政治分会的组织和权力，有甚于北洋政府的巡阅使制度，颇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似不宜有此一骈枝的机构，请慎重考虑，然后决定。

至于集团军的设置，也不必把我和冯、阎并列。在冯、阎附义之初，冯氏已自称“国民联军总司令”，阎氏也称“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今不久即将会师燕京，数十万大军向同一战场前进，中央将各军番号划一，委冯、阎为第二、三两集团军总司令，不失为明智之举。唯我本人现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统率战斗序列内的部队原可多可少；何况北伐已近尾声，一旦战事结束，则“总司令”、“总指挥”等战时名称，即应撤销，故不宜升我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免改弦更张。对我个人来说，也正符合总理昭示革命党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遗训，请勿建议我担任此项新职务。

完成北伐（2）

蒋先生却说，处今日的情势下，非如此措施不可，并说：“他们北方既有两个‘总司令’，我们南方也应有两个‘总司令’，方为公允……”蒋先生身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