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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就这样，说了就说了，我就听着，他说的是事实，我们不会把话隐在话里，更不会只说些鸡皮好话，而把一些真实的想法留在肚子里再来害对方。我在工厂里生活了十年，我相当了解工人，他们决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即使有所谓的计谋，也是那种不害人的计。工人们的计谋在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那里根本不是一回事。可以说已经不叫计谋了，只是一些善意的小聪明罢了。

李师傅说自己半边户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听出了，他话里的生活不是那样的，他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他把两边的事情处理得很好了：儿子考上了大学，再过几年，小儿子就可以来顶职，家里的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好。李师傅没有精神的厌倦，只有来回行走于两地时身体有一些疲倦。

他跟我们一样，喜欢工人这一身份。

李师傅的名字叫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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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到我们石灰窑来。

在二分厂有一种说法：老弱病残的人就往石灰窑放。就像我与谭泉、罗成三个人进来的时候，是唯一的年轻人：不足十六岁。我们属于幼和弱的范畴。其他几个进来的十几个人要么身体有点小伤残，要么就是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不过，在我们工厂里，大部分都是提前退休，好让儿女们早点进厂。工厂为了感谢这些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就破了很多规矩来成全他们的心愿，何况上面一次又一次地传闻，以后要取消这种顶职制度。这样像我们这些青少年就大量流进了工厂这个铁炉。

肖彪良为什么要流进石灰窑，一直是个谜。原因大多只是猜测，而我天生对猜测和看热闹的事情提不起半点兴趣。肖彪良是我们工厂职工大学的大学生，是学校学生部或者是团委的一把手？是部长或书记的职务？他的成绩一直好，并且有一段在铁合金工厂里工作的经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毕业后会分配到总厂（至少也是分厂）厂办任个干部职。

我是上白班，刚做完上午的第一次事情。四月的天气凉凉爽爽的。我师傅陈芳这个时候还是我们班长，他从工段里回来，像往常分配什么人来一样，说等会儿有个叫肖彪良的人分配到我们石灰窑来，正好丁班缺个人。

师傅那种随意的姿态和腔调是装出来的，他在想尽可能地自然，但他天生是个单纯的人，他装不出另一种样子。他每次玩牌，他的表情都会告诉牌友他的牌好坏如何。他后来就故意装出抓到了臭牌或者是一手好得不得了的牌。大家还是知道他的牌到底怎样。师傅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从我师傅的口中感觉到了某种与其他人不同的预感。我们没有反应就坐进了休息室，几个人分别坐在三条凳子上。几分钟时间，我们都听到了工段长和老窑长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好象是在交代窑长一定要把石灰窑附近的卫生打扫得彻底点干净点。领导一般到了我们这，他们总要指指点点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让工人感受到他的权利。

《一个人的工厂》第五节（8）

还有另外的脚步声，应该有三四个人。门推开了，工段长、书记和另外一个陌生人进来了，窑长走在最后面，像个主人。工段长叫那陌生人坐，他介绍说，这是我们石灰窑新来的同志肖彪良。实际上我们早知道了，只是需要领导的证实。大家还莫名其妙地拍鼓掌，这在我们石灰窑是从没有过的，哪有这一套，大家拍到最后可能感觉到了不自然。书记又说了几句话，他们都坐在休息室最里面的椅子里，老窑长靠在门口的工具柜边，他没有坐。

我突然感觉里面的光线不是很好，我站起来，把放开水桶那边的窗户推开。在我走回椅子的那几步距离之间，突然清晰地回忆起我第一次进石灰窑的场景。

大家也是这样坐着。坐着迎接新来的同志，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姿态。进了石灰窑的门，坐下来大家就是同事。我们进来的那天，不是生产期间，石灰窑的所有职工都在，我当时听到的是很多个人的议论声，有几个声音以长辈的形式与我们说话，问我们是谁的儿子，父亲以前在哪里工作，那是长辈式的亲切。

现在只有文妹子和师傅两个人与他简短地说了几句。

我们这里好多的灰。

我们以后是同事，好好做事情。

前面那句话是文妹子说的，后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