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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既不能说那些有关妲己的传说是假的，也不能断定历史上实有其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商朝的亡国决不是因为妲己一个女人的缘故。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商纣王是中国古代暴君的典型，似乎已成定案。近年来，以暴君纣王为趣材的文学作品和电视剧纷出，影响更广。史实乘真如此吗？尚难下定论；历来评价纣王，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是暴君说。此说始于战国，流传至今。《史记·殷本纪》谓纣王“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纣怒，杀之”；“脯鄂侯尸”，“剖比干，现其心”。自是之后，历代史家官暴君必数夏桀、商纣。魏晋时代，纣为暴君说仍流传，并出现许多离奇的情节。当时出笼而伪托西周太公望所作的兵书《六韬》和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将暴君商纣王化为杀人成癖、嗜血成性、以炮烙之刑为乐的恶魔。至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又增加了新的说法。西晋永嘉之乱，《今文尚书》荡然无存，至南朝梁武帝时，出现汉代孔安国所注《孔传古文尚书》，又为暴君说增添所谓商周时代的文献依据。然而，真正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均未见商纣王失道失国的罪状，也无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记载。

二是非暴君说。早在二千余年前，孔门弟子子贡就曾指出，纣的罪行并不像史书所言那样厉害，只是后人把罪行都推在纣的身上而致。清朝李慈铭也言，纣王的显著罪行，如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优、拘押文王等，比起后世的暴君来，还算不得罪恶深重。近人顾颉刚更撰《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而来的，时代愈后，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到1960年，郭沫若在《新建设》撰文《替殷纣王翻案》，以为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其贡献，所谓“纣克东夷”，就是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纣克东夷”的机会东进灭商的。

对这一观点，毛泽东表示赞同。1958年11月，毛泽东在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说到商品生产时，他顺势发挥：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它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1959年2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最近王慎行在《纣为暴君说献疑》一文中，对暴君说再次提出质疑，指出战国秦汉时人，因纣之世近，且纣恶之事传之较详，故以纣之恶比附桀者必多，以桀之恶比附纣者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