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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事的解决也是多亏人行上海分行的龚浩成行长——为筹备证券公司，毛行长找到龚行长，龚行长说：“老毛，你把我们的申银证券公司拿过去不就行了？”毛行长一听，问我行不行？我当然高兴万分，这是一个完全干净的公司，名称也与我们工行相称。毛行长听了我的意见之后，马上拍板让我着手办理此事。

根据行领导的意见，我立即与人民银行办理申银证券公司的转让手续。上海方面的手续办完了，还要去北京的人民银行总行报批。毛行长在我去北京前指示我，“小阚，事情不办好，不要回来！”为此，我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时任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证券处处长的李小平，对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一事态度积极，我与她处里的路畔生、宋会等几个年轻人相处得也不错，因此以难得的工作效率完成了他们处的手续。手续转到金建栋司长手里也很顺利，可是在陈元副行长那里卡住了，好几天都没有消息。

我每天催促证券处帮我探明原因，最后得知陈元副行长见了人行上海分行上报的申银证券公司转让材料，说：“谁说人行不能从事证券业务？告诉上海分行，总行没有规定人行不能搞证券。如果上海分行知道这一情况还是同意转让，请他们拿书面意见来。”得到消息后，我一边赶紧把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意见传回上海分行，一边担心人行上海分行由此改变主意后我们该怎么办。好在龚浩成行长态度坚决，认定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应与民争利，人行就是不能直接从事证券业务，很快提交了上海分行再次确认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到了1990年初夏，申银证券公司转让的批文终于下来了。

回到上海，我与申银证券总经理吴雅伦商谈具体移交手续。我提出交接手续简单化，只需把申银证券公司的那块铜牌给我们即可，老申银的人员回人行重新安排工作，原先的财务账款、租用的办公场所由人行自行处理。吴雅伦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把一些或许对新申银有用的办公用品和印刷品送给我们。吴雅伦唯一的要求是让新申银把一批真空电子股票接手过去，并说价格好商量。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3）

这批真空电子股票来源于人民银行掌控申银证券公司时所做的唯一一笔承销业务。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全资设立申银证券公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开展过任何业务，原因是龚浩成行长不让他们做。学者出身的龚行长一开始就不同意人民银行自己办证券公司，他说：“人行办什么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管理部门，以后自己管理自己？这不是胡闹吗？”那几年，机关办公司、搞三产成风，几乎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都办了公司，人民银行也难例外，但龚行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那次承销真空电子公司增发的股票数量并不大——１８万股，每股１０２元人民币，分到申银证券只有４�5万股，本不算十分困难的业务。不料，此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那段时间，大部分人工作的心思都没了，谁还会关心股票市场？我们的静安指数跌到８０点以下，电真空的股票则跌到了七八十元一股的水平，因而１０２元一股增发的电真空股票怎么可能有人要？规定的承销期结束，申银证券一股都没卖出去，其他三家的销售情况也不可能好。记得当时海通的汤仁荣，万国的管金生都来找过我们，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与真空电子公司交涉，以图推卸包销责任，因为这两家公司当时的注册资本也就是一两千万元人民币，要把那些股票全部吃进确实有困难。真空电子公司当然不会同意我们悔约，各家只能付了钱，把股票搬到各自的金库里。

到了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借壳”申银证券公司之时，这批真空电子的股票就成为“借壳”的主要障碍。

当时，上海的股票都在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交易，上海股市已经悄悄趋热，我们手中又持有大量在股市低迷期自营买进的股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每只股票的价格可以通过自营买卖的方法进行调控。根据我的吩咐，静安证券业务部始终把电真空的股票价格控制得很好，直至我与吴雅伦谈这批股票的转让价格时，电真空股票的每股价格只有８０多元。我估计吴雅伦提出价格可以商量，是怕我们不同意按１０２元的发行价接手。但令吴雅伦意外的是，我主动提出以每股１０５元的价格接手这批股票。我的解释是，人行对工行信托公司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在电真空股票的问题上不能让人行吃亏，你们吃进这批股票的价格是１０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