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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却被扣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如果说当年的那些谣言，诸如王造时拿了国民党的钱之类，在事实面前还可以不攻自破的话；那么到五六十年代以后，这顶帽子便象达摩在利斯剑似的，成了王造时悲剧命运的一大祸根。 《王世杰日记》中还有些关于日苏条约的内幕。譬如4月13日晚10时许，王世粟得知日苏双方签署条约的消息后，“当即以电话报告蒋（介石）先生，并对通讯社及检查局有所指示。”第二天，他在“中央常会席上，报日苏签约之消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4月15日，他又召开有关方面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据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报告，日本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亲往车站送松冈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另据日方同盟社电，松冈在苏联政府公署签约后，曾题字纪念，所题者为‘言而有信’四字。”这些细节对于上述新闻也是很好的印证。 从《王世杰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各方面对苏日条约的反应，以及该条约所起的作用。4月2O日，蒋介石曾“约中央常委商谈对苏日协定之态度”。于右任认为，如今日军已无北顾之忧，势必要抽调东北驻军加强对我进攻；冯玉祥则主张应“再派大员赴苏”，以便弄清底细。然而蒋介石却笑着说，不论派什么人，恐怕也“见不着苏联政府当局！”第二天，从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说：“苏联已开始将西伯利亚驻兵西撤，以示信赖日苏协定之意。”与此同时，日军对我国襄樊地区、东南沿海以及中条山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王在4月23的日记中写道：“敌军连日以教师级之众闪击浙闽海岸，宁波台州温州相继被敌占领后，福州亦沦陷。敌人用意或系作南进之准备。延安共产党发表关于日苏协定之意见，谓苏联将继续援华但以苏之接济不致用于攻击共产党为条件。又谓日苏关于蒙古及伪满之共同声明者为当然之举，利于苏亦于中国有利。”到了5月12日，王又在日记中说：“敌军自本月七日起，大举进中条山一带，兵力甚厚（约四五师团），且已发现满洲驻军之符号。似乎敌军有大举西犯之意。”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代。 最后，有两点并非题外的话需要交待：第一，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从教科书中得知，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中国抗日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如今翻检史料，才明白一些事实真象。这是我撰写此文的主要原因。第二，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前提的，美国也不例外。然而，美苏两国之所以在对日问题上迥然异趣，恐怕主要是两国的体制、即民主与极权专制所致。

作品相关　日本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公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服膺者。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安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未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裕仁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作品相关　不是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