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第1/4 页)

胜利，批判了那时个别人的“长夜漫漫何时旦”，“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论调，指出：“发扬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也很重视抓报纸，他最关心的就是运用报纸迅速贯彻他的“指示”。

一次，他在广州军区讲话说：“将军下连队要执行‘五同’，但有些同志也同也不同。”讲话后，他让秘书整理成文送《解放军报》发表。不久，林彪看到刊载这篇讲话的报纸，他发现这句话有毛病，与军委规定不一致，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要他们赶快把报纸收回来，国内的收不回，国外的一定要收回，并指责《解放军报》“看稿不仔细”。总编辑李逸民只得接受批评，并为此写了一分检讨呈送罗瑞卿等领导人。罗瑞卿看到这份检讨后，对林彪的做法很反感。在当天的军委办公会议结束后，他叫照例列席会议的李逸民留下来，对他说：“你在我手下工作那么多年，我批评你后从没有要求你写过什么检讨，这次怎么搞的，为什么秘书一个电话，一句话登错了，就写检讨？你送给我的检讨，我看了，本来想批一下，这种检讨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共产党员的风格要敢作敢为敢当，该服从的要服从，该顶的要顶！不由你负责的，不要鸡毛蒜皮都往自己口袋里装。首长的批评，我们要注意。可首长干什么的？

自己讲的，自己看的，自己不负责？我罗瑞卿讲话不少，你们也登了，错了对了我自己负责。今后，你们做错了的要检讨，不错的不要随便检讨。“

1962年4　月30日深夜。武昌。

毛泽东与罗瑞卿之间的一场私人谈话正在进行。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右手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烟气，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挺身坐在沙发边上的“罗长子”。

谈话的内容是1　月11日至2　月7　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确切地说，是林彪在会上的一篇讲话。

七千人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甚至地委、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部队的负责同志也到会。

在这次大会之前，　1961　年1　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总路线、大跃①见《磨难虽多心无暇》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　页。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就是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召开的。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四年的经验，指出在这四年中的种种严重不协调现象。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作说明时指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

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且认为这些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志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指标过高的错误作风。

这个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主持的这个会议上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开始的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由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于1　月30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了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克服盲目性，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的号召。

罗瑞卿是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当今天主席谈起会上的情形时，他还沉浸在活跃民主的良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