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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刘先生都喝上醋了。这大厅里，说一股子酸味。”陆久之斜倚在一个漂亮的舞女怀中，对刘少文挤挤眼睛，“少文，我正要找你。我有点正事要与你谈。可巧你来了，真是想曹操曹操就到啊！”

谁都知道，陆老板与人谈正事时是不希望被打扰的，舞女们都熟谙陆老板的脾气，所以她们亦不再嬉戏打闹，而是很知趣地退到一边，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久之，你上哪儿去了？出了什么事？”刘少文轻声问道，“我们真是着急，约定的碰头时间你没有露面，又不便上你家中去问，我只好天天来云裳等你。”

同志的关心令陆久之感动，他简单地把他的遭遇讲了一遍。由于怕刘少文担心，陆久之对自己身受的严刑拷打只是轻描淡写一下带过。

“看来以后做事得加倍小心哪！”陆久之总结自己的疏忽，“考虑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人很狡猾，也很凶残哪！”

“是啊，堂堂海安公司的总经理，日本海军部的红人，竟还会遭如此厄运，更别提普通老百姓了！”刘少文深有感触地说道。

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那“烧光、抢光、杀光”的野蛮凶残的“三光政策”，那些惨无人道的屠杀、细菌战、人体实验……

“值得庆幸的是，我相信日本人蹦达不了几天了，”陆久之小声而兴奋地说，“希特勒正节节败退，用不了半年，欧洲战场的战事将结束，盟军马上会帮中国来打日本。看吧，用不了一年，这些东洋小鬼子们肯定会嚎哭着滚回日本本土去！”

1944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在爱国主义思想和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军民齐心协力浴血奋战，许多沦陷的国土正逐渐收回。日本人已不再有当初狂妄叫嚣“三个月灭掉*”的嚣张气焰。经过整整七年战争的洗礼，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而日本军队士气大落。

“胜利确实就在眼前了，但是久之，你千万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看出一丝破绽来啊！”

两人又谈了一些别的，接着起身跳了一会舞，直至深夜方才分手，各自归家。　。　想看书来

八：难以尽述

有一天，陆久之的汽车经过上海剧艺社时，正逢蔡叔厚从里面出来。很久没有看到老蔡了，这意外的邂逅令陆久之非常惊喜。他走下车去，亲自把老蔡请上了车。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蔡叔厚并没有迫于日本人的淫威，逃离“孤岛”。他和他的绍敦电机公司扎根在上海，甚至又开了钢铁厂、纺织厂、钱庄……，成了名副其实的“蔡老板”。

作为大资本家的“蔡老板”，整日忙忙碌碌、不得空闲。事实上，他的忙碌，并不仅仅为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党，为了中国革命。蔡老板的特殊身份和他游刃有余的良好人际关系，使他为革命作了很多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狱中亲笔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两部文稿，几经辗转到了蔡叔厚手上，他视若珍宝，特地在银行租了保险柜，把文稿妥善地保存起来。

有一个时期，“左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因为找不着组织，夏衍仿佛是失去母亲的孩子，十分着急。蔡叔厚知道这个情况后，安慰他不用着急。此时，中央派刘鼎（阚尊民）来上海采购电讯器材。蔡叔厚立即安排夏衍与他会面。由于当时的上海处于日寇的严密监视下，为安全起见，他们三人租了一艘小汽艇，假装在黄浦江上游览，实际上是在交谈情况。由于蔡叔厚的机智灵活，使夏衍和刘鼎安全地接上了头，从而使“左联”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

为了宣传抗日，蔡叔厚以他雄厚的财力，尽力支持着进步的文化活动。当时，于伶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戏剧家，组织了“上海剧艺社”，演出了许多爱国话剧。蔡叔厚是上海剧艺社的理事，实际上担任了剧社经理的职务：什么介绍戏院、订立演出合同、垫付演出费用、为剧社担保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不过，他这个“经理”，不但不领一分钱的工资，还要到处跑腿，向人求情，常常要倒贴钞票。有时巡捕房来找剧团的麻烦，他还要代剧团应付。虽然事多务杂，但蔡老板乐此不疲。

生意是越做越大，1943年，蔡叔厚在重庆开办了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其实公司是个幌子，搞地下电台才是真。在公司的楼上，蔡叔厚亲自建立了地下电台，供地下党与中央直接通讯联络。

蔡叔厚为革命所做的事，点点滴滴，难以尽述。作为老友的陆久之心里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