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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悲观主义的花朵（1）

没有人可以做到奥普拉·温弗瑞

梦霞：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女主持人都开始做大型谈话节目，比如说杨澜的《天下女人》，比如鲁豫的新版《鲁豫有约》，似乎一个新的女性谈话时代正在到来。她们都谈到了美国的脱口秀女王温弗瑞，而她们的节目中也的确体现了这样的追求。你在《艺术人生》特别节目《温暖》系列里的表现，你在《半边天》特别节目《我们》里的表现，那种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本身的尊重和澎湃的激情，让我们更直接地看到了那个伟大的美国女主持人的影子，你又是如何理解她的节目的？

张越：温弗瑞的节目我只看过一期。我没有刻意地研究她的节目，而且我的外语也不好。第一，我不确认我是否能驾驭这样一个大谈话；第二，我不确定即使我能驾驭我有没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平台。我不爱看电视，我几乎不刻意研究任何节目，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不是说我认为温弗瑞不值得研究，不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我认为研究她也没用。

梦霞：为什么会这样说？

张越：我认为大家企图做温弗瑞也没用。她的环境是一个成熟的媒体环境，我们的媒体环境不成熟，不提供这种可能性。还不是说狭义的平台，还不是说电视台给不给你经费，给不给你这个播出时间让你做这样一个节目。不是这样，是大的环境没有提供。就像你在这儿拍着桌子说我们非要达到好莱坞的那个程度，不可能。因为你的社会进程就没有到那个工业化程度。

我认为中国电视到目前为止还不提供奥普拉·温弗瑞那样的平台，今天来谈她还太早了，从历史的进程来说，这一代的中国电视人是拓荒者，不是收获者。成熟的桃子将会被另外一些人吃掉而不是我们，所以我觉得必须得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你就当个铺路石吧。

实际上我觉得我从做电视的那一天起担当的就是这样的角色。我上电视的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我这样的主持人，在当时没有人敢把我称作主持人，制片人只敢说我是嘉宾，她甚至都不敢告诉领导说我是主持人，因为她要是说出来我立刻就会被毙了，观众也立刻就会造反，我根本就干不成了。

我做了几期节目后我们就收到观众的来信，说全中国的漂亮女孩都死光了吗？你们找这么个人主持节目，她是你们台长什么亲戚？我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会跟环境有冲突，但是我觉得非常幸运，我没有想到我会干十年，我完全没有想到。

梦霞：可是你出现了，被认可了，这说明现实比你预想的要好些。

张越：对，事实比我想象的要乐观、要幸运一些，我居然出现了，居然活下来了，这让我很吃惊。但这不意味着我能享受最成熟时期的果子。我觉得从心理上、从历史上说我们能做好这件事情就很了不起了，我们能为后人铺好路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也许是我保守吧。

文学是有力量的，但是“文人倾向”让我痛苦

梦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电视界现在一个词叫“文人谈话”？就是作家来做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有人预测说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文人谈话”的电视时代，现在台湾已经比较多了，有曹启泰、蔡康勇这样一大批；我们的代表人物有张越、刘仪伟等等。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边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节目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另外一边却是“文人谈话”蓬勃兴盛，看起来好像挺矛盾的，这是为什么？

张越：首先我不知道现在“文人谈话”正在大行其道，我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有文人倾向，这是我一直在努力克服的，也一直为此感到特别痛苦。

我以前觉得文学是百无一用的东西，是胡扯，是生活中的装饰品，我觉得这个是没用的。但我后来觉得它特别有用，它是很有力量的。

梦霞：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有用？

张越：就这几年。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文学没用，如果说我觉得它有用也是那种非常肤浅的有用，比方说你有学问，你可以卖弄词藻，你可以说话漂亮，但是那个东西你知道其实狗屁不是，蒙人的。

这几年，我在好多身处困境中的人身上看到刚才我说过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心灵层面的飞翔。文学就是能够放飞心灵的一个特别有力的武器。我之前在很多小说，很多中国作家的小说里头已经看不见心灵飞翔的力量，我越看越失望，我觉得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国导演的电影里头我们也能慢慢地看到人性的深度，但是找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