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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刘文典曾请陈寅恪命招生试题：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的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李济认为对对子一类的传统的国学，过于狭隘。对对子，以增加生活乐趣，启发美感，从中所得的快乐可能不亚于解答几何习题，二者从精神价值上讲，或许可以等同。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词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这些宏言谠论，其他导师未必首肯。

李济的“阳春白雪”，在学生中也“和者盖寡”。他讲授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除１９２３年起在南开讲授过外，中国的大学或研究院还无先例。这两门充满图版、图表、数据和计算，缺乏诗意的课程，也吸引不了那些热衷“乾嘉之学”的国学研究生。一次，国学院的助教章昭煌公然拒绝为李济抄写笔记。研究院四届七十余名毕业生，李济只重点指导了一个半研究生：一个是吴金鼎，另外半个是徐中舒徐中舒大多时间跟从王国维受业，故从李济指导的角度言只算半个。。学生对李济和他的学问多少有些敬而远之。第二届学生姜亮夫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给我们上课的还有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几位先生。这几位先生中，只有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不喜欢听。我后来才发觉，在清华不爱听李先生的课，是最大的错误。后来我发愤去国外学考古，想来弥补这时期的损失……”写这篇文字时，姜亮夫已是九十二岁高龄。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７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原清华国学研究院１９２６级研究生戴家祥在致李光谟的信中写道：

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我虽然听了李先生的考古学，由于自己水平不够，所以受益不多。但是记得他在课堂批评过安特生的仰韶六期的分法，认为它并不科学；特别是说到安特生的学术修养“是半路出家的和尚”（意思是说他搞地质的）。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0）

在第二届同学（中）只吴金鼎一个人选择这门专业。吴金鼎山东人，毕业齐鲁大学，看样子实在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据寅恪师背地对我说：“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论文，１９２７年暑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戴家祥：《致李光谟的一封信》，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附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４—２７５页。

李济人最年轻，主张推进科学思想的心情最为迫切，他不会恋栈清华园混日子。几十年后，罗志田认为，“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其实当时仅任清华国学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４期。

也许，考古学在当时还过于“现代”。

第五节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

１９世纪末20世纪初，一门叫“考古学”的现代学科，悄然在中国降生。

１８９９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十二块有字龟甲，首次被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此前当地村民把它视为“龙骨”用作药引。王懿荣看到那些有字甲骨后，意识到这是珍贵文物，开始重金收购。一年后，王懿荣的甲骨转归刘鹗，刘的亲家罗振玉是金石学家，得知这些甲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就在第二年派弟弟罗振常赴安阳调查。罗振常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准确位置，并收购到大量的有字甲骨片，其中还有一块完整的龟板。据说出卖这片甲骨的人，用赚来的钱买了二十亩地。１９０３年，刘鹗的第一本研究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问世。一年后，孙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