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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一个“和谐厨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一个最平庸的解释：自觉。而责任的自觉、公德的自觉、对制度条文的尊重、对他人的体谅、对环境的爱护，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举着哑铃的黑人大个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几个经常做饭的人，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说实话，主要并不是因为愤怒。事实上，我早不care了，反正过几个月就搬走了，3、4月份还要回国一趟，现在也很少做饭，所以我还能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实在没有理由care厨房的风景是否怡人。我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实验感。就“科学”而言，无论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论理学哪个角度，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suffer也不能让别人happy”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形成、运转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甘心自己带着这个失败的烙印“卸任”，我想说服自己，人的自私、狭隘、不负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复自己对人性的信心。我想在“退休”之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最推崇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最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象文字、音乐、辣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应该说，这次会议还算是一个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自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来都是打扫卫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打扫卫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宣称以后一定会好好打扫卫生。至少，这说明大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观。能否把这种观念转化为行动，又是一个问题。

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我还没有丧失信心，我还在期待。

卢梭当年写“社会契约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君主专制、僧侣专权、民不聊生的时代，人家那么兵荒马乱的时代，都没有对人的理性丧失信心，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6平方米的厨房，能够因为这么点打击，就丢盔弃甲抛弃信念吗？想来想去，我觉得不能、不愿、不可以。

Intimacy

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广州琳琅满目的小店之间，她问，以后你是要回来，还是要留在美国呢？

还是回国吧，我说，美国呢，其实我很喜欢的，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我都喜欢，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象我这样的学文科的、码字的、关心时政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跟美国人永远隔着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人当中也很异类的。

挤在小摊小贩之间，突然觉得找到了回国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国的大环境再好，没有自己的小圈子。

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那天晚上，和佟佟、小麦坐在广州一个酒吧聊天。我知道她俩是很要好的，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八卦，因为她们都是“处境比较象的人”：做时尚杂志；已婚但是风姿卓约；热爱码字；对女人话题永远津津乐道……谈话期间，小麦一会儿给A电话，一会儿给B电话，问她们要不要也一块儿出来喝东西，听那亲昵的语气，肯定也都是她们的“圈内人士”。仿佛还嫌对我的打击不够沉重似的，她们的言语之间，不断谈及似乎是她们的“圈子扩大委员会”成员，诸如什么绿妖啊、丛虫啊、小羊啊、木子啊。有一堆心意相通的朋友，注意，我说的是心意相通啊，随便一声吆喝，哗哗冒出一堆，七嘴八舌，互相吹捧，互相攻击，然后鸟兽散。对于佟佟和小麦来说，大约是生活里的自然场景，却不知道，她们聚会的那些个酒吧餐馆的玻璃窗外，有我这样眼巴巴的小孩，咽着口水、踮着脚尖看她们的唧唧喳喳。

总觉得人生应当惬意，而惬意的标准，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20万的年薪但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