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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文/陶棣土

常言说，人的价值盖棺定论，可是也不乏历经若干年之后又由历史做出新裁决的情形。今年是父亲陶晶孙去世第四十三个年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下获得解放的第五十个年头。恰逢此时，在日本，父亲的文集《给日本的遗书》即将第三次再版发行；在北京，今年五月《陶晶孙选集》得以出版，真可谓双喜临门。

父亲幼年漂洋过海移居日本。在开始懂事的少年期赶上了辛亥革命；在多愁善感的青年时代投身于创造社等文学革命运动；在壮年期则遇上日本侵华战争，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到了人生成熟期，正欲再次投入真正的文学创作时，却病倒于日本。

学医学的父亲回国后，发挥他的社会医学专长，开始了改善家乡无锡农村的卫生状况的活动。这是他毕生从事的预防医学、寄生虫研究等众多事业的开端，其精神为他在东南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活动所承继，之后又贯穿于他在台湾的整个生活，并留下了宝贵的业绩和资料。

青年期的父亲在初期的创造社写下了一些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但是随着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左翼文学的倾向增强，在左联时期，他开始以无产阶级作家而为人所知。然而，不久上海被日军占领，在挚友们纷纷去了重庆、延安之后，他却由于接到特殊任务而继续留在了上海。当众多爱国人士为了抗日陆续转到内地之时，自言时刻与疾病为伴的体弱多病的父亲，原本为热血之士的父亲，却要在日本当局所管辖的研究所继续从事医学研究。虽说是自己的本职，想来也绝不会很愉快吧。这期间，创作无法进行，韬光养晦，只留下了一些充满挖苦和讽刺的随笔，其活动转入了地下。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他还坚持进行了许多农村社会医学研究，并有论文发表。

可想而知，每一次见闻到处频发的日军的残暴行径时，为了控制自己激愤的情绪，父亲该有多么痛苦。一想到他的那种心情，我就感到心如刀绞，这一时期，对父亲来说，正是最痛苦、最苦恼，充满了痛楚的时期。

关于父亲晶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介绍，关于他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和晚年的几部作品的评论居多。他在日军占领时期没有引人注目的创作。

听说，在日军占领时期，东南医学院被一分为二，其中的一半转移到了重庆。父亲与那里的东南医学院的人经常有秘密来往，有人在转移去延安之前也来秘密道别。在日本投降的时候，父亲成为了接收日本陆军医院的委员，对接收的一部分医疗器械，他没有交给彻底腐败的国民党，而是秘密地送给了新四军。

之后父亲就移居到了台北。就是说日本战败后，在与从重庆返回到上海东南医学院的郭院长一起接收了南京的日本陆军医院后，他便到台湾大学去赴任了。然而，不幸在继续。由于国民党大肆屠杀台湾同胞的二·二八事件所引发的恐怖政治，使得年轻有为的青年被大批杀害。在这场腥风血雨中，父亲在指导学生的同时，还默默地掩护着那些青年，帮他们逃往国外。在台湾，父亲除了写医学论文以外，彻底罢笔，完全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贯彻做人的义务。事后的评论家不在少数，而父亲日后却对此只字不提。

大概就像父亲爱读的《西哈诺·德·贝瑞拉克》又被译为《大鼻子情圣》。——译注

中的台词所说的，“当我留在下面伫立在黑暗之中时，别的奴隶爬到上面，赢得了光荣的接吻”，“我的整个一生都是这样的”，而且肯定还会再加上一句：“这样做值得！”

父亲去世后，在中国国内，解放后刚稳定下来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股狂潮中，重要的历史资料遗失、散落，遭到破坏，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父亲唯一的联系人潘汉年同志，也因冤罪被捕，在狱中愤然死去，三十年之后才终得平反。还有父亲的好战友、著名作家夏衍同志，也被监禁在牢狱之中长达八年之久，后来得到平反。记得我们弟兄去北京拜访他时，他抚弄着由于拷问而瘫痪的双腿，静静地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前不久，夏衍同志走完了他功劳卓著的一生。在北京出版的《陶晶孙选集》，装点其开头的就是夏衍同志的序文。衷心为夏衍同志祈祷冥福。

回想起来，父亲虽然谨小慎微，但却一贯朝着明确的目标，怀着高度的热情；除了医学之外，他对文学、音乐等也都是全心投入。但是由于体弱多病、文弱的性格因素以及受到社会变动等种种特殊条件的制约，尽管他才华横溢，却无法尽情挥洒，最后没能战胜病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