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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邦而无敌于天下。他这些强烈的见解，归结为一个著名的口号，即“任个人而排众数，重灵明而非物质”。此时，在这个青年思想家的心目中，一切都可以退居次要的地位，最严重、最急切的问题唯有改变人的精神。救国的根本之途，祖国的复兴和强大之本，就在于个性的崛起，精神的解放。

为了祖国的《新生》（4）

不是通过武器的批判，不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革命来达到对社会的改造，而是通过批判的武器，通过精神的力量来建立一个人性复归的理想国，这种以个性解放为社会解放的轴心与决定点的思想，只是一种幼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社会是不可能听从这种意见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面貌的，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愚蠢而残暴的高压政策下的中国，人的尊严被践踏，“个人之性”被“剥夺无余”，在此情况下，一个勇敢无畏的思想家提倡个性，撰写个性解放的文字，呼吁大家从奴性与麻木的状态中觉醒起来，振奋起来，却使祖国人民感到格外亲切，也是沉睡中的祖国所需要的。

鲁迅的这些重要见解，当然不是一时的闪念，也不是无的放矢的。那时，各种政治派别对于如何使祖国得到新生见解十分歧异，斗争也十分激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民报》鼓动反清革命，主张推翻清朝政府，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却主张君主立宪，他们还想修补满清帝制这个即将崩塌的大厦。他们的《新民丛报》鼓吹的正是这种改良主义道路。此外，还有以杨度为代表的另一派，他们以“海外孤臣”的身份，既不主张反清革命，也不赞成保皇立宪，而继续鼓吹“金铁主义”，自称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实际上是洋务派的余波。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与《文化偏至论》中，站在革命派的营垒中，对持金铁主义主张的洋务派和持君主立宪主张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也包括对他自己在1906年之前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否定。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曾鼓动过“实业救国”，认为中国只有“结大群而兴业”才有希望，而现在他感到脱离救国之本的“兴业”主张过时了。无论是“黄金黑铁”，“兴业振兵”，还是“君主立宪”，“议会国会”都不足以救中国，洋务派和改良派以此来改革中国社会，丢弃了最重要的精神变革，实际上是舍本逐末，“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如果离开精神这个根本的问题，如果人民不觉醒，民族精神不振奋，“举国犹孱”，那么，即使“授之巨兵”，掌握了坚炮利器，又有什么用呢？鲁迅责问道： “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 既然民族的浮沉兴衰关键在于精神，那么，拯救民族的有生力量自然应当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的精神之战士，这种战士应该是强者，他们天性率真，无所顾忌，勇于抗俗斗伪，敢于蔑视一切偶象和权威，能激发人们精神不息，顽强进取。在鲁迅当时的心目中，尼采和拜伦就是这样的精神战士。

当时尼采的哲学正在日本广泛地传播，鲁迅也醉心于这种新鲜的、惊世骇俗的新哲学。他觉得，处于精神极端贫困的状态中的祖国，正需要尼采这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来加以震荡。鲁迅认为，西方的国家开始也尊重个性，尊重人的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但是由于他们的平等是“夷隆实陷”，削平出类拔萃的人，结果反而使庸俗之辈，汇成大流，浩浩荡荡而出，把社会又拖到平庸的深渊。又由于社会注意外在的物质，抛弃内在的主观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结果是芸芸众生被物欲所蒙蔽，社会日趋衰退，进步因此停止，奸诈、虚伪等罪恶行为，日益滋生，这便形成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因此，鲁迅认为，在这样的时候，尼采、叔本华学说的提出，简直像是洪水泛滥时的诺亚方舟。他还认为，憔悴的中国社会的精神要振奋起来，就得依靠具有强大意志力的英杰、力抗时俗的异端和敢于向神挑战的摩罗一样的英雄。只有这种人，才能以改革社会为己任，无所畏惧地坚守自己的主张，不随波逐流，不为时俗所俘虏，对于中国，这种精神战士比科学技术更为重要。

为了祖国的《新生》（5）

鲁迅接受尼采的思想，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借以打翻还在统治中国的君主偶象，挽救沉沦中的祖国。因此鲁迅早期的思想尽管运用尼采的某些口号和思想形式，但其内涵与整个尼采哲学的核心是不同的。